我赤着脚站在田埂上，脚底沾着湿润的泥，凉而柔韧，像一块温存的旧绸缎。风从南边来，带着青稻穗初扬的微涩气息，拂过耳际时，竟让我恍惚听见一声极轻的唤：“阿沅——”
不是现在这声，是十七年前那个夏末的午后，蝉声嘶哑，日头斜斜地压在晒谷场上，金黄的谷粒铺满整个场院，热气蒸腾，人影晃动如幻。他站在谷堆旁，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衬衫，袖口卷到小臂，露出结实的小臂线条，额角沁着汗，正弯腰拾起一粒滚落的稻谷，指尖沾着灰，却仍下意识地往裤缝上蹭了蹭——那是他从小养成的习惯，怕弄脏我的手帕。
我那时总把一方靛青手帕揣在兜里，绣着半枝野蔷薇，是他教我认的第一种花。他说：“蔷薇不挑土，贫地也能开，刺虽密，心却是软的。”
我没应他，只低头看着自己脚上那双草编凉鞋，鞋带松了，垂在踝骨边，随风轻轻晃。他蹲下来，替我系紧。手指擦过我的脚背，温热，微糙，像新翻的泥土表面那一层薄薄的、带着阳光余温的浮皮。
我忽然就红了脸，抽回脚，转身跑开。他没追，只在我身后说：“阿沅，别跑太远，等稻子收完，我带你去山坳里看萤火虫。”
我没回头，可那句话，连同他说话时喉结的微动、衣领处洇开的一小片汗渍、还有他指尖残留的稻芒碎屑，全被我悄悄收进心里，压进记忆最深的土层里，再没挪动过。
那是我十六岁夏天的句点，也是我们之间第一段真正属于两个人的时光的开端。
我们生在同一个村，长在同一片土地上。村子叫青芦坳，因村后山坳常年生着成片青芦而得名。山不高，坡不陡，土是偏红的壤土，黏中带砂，既保水又透气，种水稻、红薯、芝麻都旺。老辈人说，这土养人，也养情。可没人信这话，直到我和陈砚生把命都种进了这片土里。
他比我大两岁，父亲早逝，母亲体弱，家里只有三亩薄田和半间漏雨的土坯房。他初中毕业就辍学，跟着叔伯下地，学犁田、插秧、打谷、扬场。我念到高中，在镇上住校，每周六下午骑一辆二八式旧自行车回家，车后架上捆着书包和一袋学校食堂省下的馒头。每次快到村口，总能看见他站在那棵歪脖子老槐树下等我。
他从不走近，只远远站着，双手插在裤兜里，目光沉静，像两泓被风吹皱又复归平静的潭水。我蹬车过去，他才抬手接过我的书包，顺手把车后架上的馒头袋拎下来，换上一袋新摘的豆角或几只青皮鸭蛋。他不说“给你”，只说：“妈煮了咸鸭蛋，你带两个去。”
我接过来，指尖偶尔碰到他的，他便立刻缩手，转身推车，动作利落得近乎仓促。可第二天清晨，我若早起去溪边洗衣服，总能在石阶第三级上发现一小把刚掐的野薄荷，叶面还凝着露珠，清冽的香气混着溪水的凉意，直往鼻子里钻。
那是他唯一会说的“话”。
我们之间的话，向来少。多的是沉默。可那沉默不空，它盛着风声、虫鸣、稻浪起伏的节奏、锄头磕在石块上的钝响、还有彼此呼吸之间微妙的距离与张力。就像土地本身——它从不喧哗，却把所有种子、根须、雨水、霜雪，都默默吞下，再以年轮与纹路，悄然作答。
高三那年冬天，雪下得格外早。腊月初三，天还没亮透，我听见院外有窸窣声。披衣开门，雪光映得天地一片清冷，他站在篱笆外，肩头落满细雪，睫毛上也结着霜晶，手里攥着一只粗陶罐，罐口用油纸封得严实。
“昨夜煨的红薯，刚挖出来，还烫。”他声音低哑，呵出的白气在冷空气里迅速散开，“趁热吃，暖胃。”
我伸手去接，罐子沉甸甸的，隔着油纸都能感到里面绵软的热气。他没松手，指尖冻得泛红，却固执地托着罐底，等我稳稳握住才慢慢松开。我低头，看见他脚上那双千层底布鞋，鞋帮已磨得发亮，鞋尖处裂开一道细缝，露出里面灰白的棉絮。雪水正从那缝隙里渗进去，洇湿了一小片深色。
我喉头一哽，没说话，只把罐子抱得更紧了些，热气烘得脸颊发烫。他点点头，转身走了，雪地上留下两行清晰的脚印，深深浅浅，一直延伸到村口那棵老槐树下，才被新落的雪渐渐覆盖。
那年高考，我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大学。通知书到那天，全村人都来贺喜，鞭炮噼啪炸响，红纸屑飞得满天都是。我站在院中，手里捏着那张薄薄的纸，却觉得它重得抬不起手。人群喧闹，笑语盈耳，我却只看见他站在人群最外圈，穿着那件最体面的藏青夹克，扣子一丝不苟地系到最上面一颗，可袖口处，还是露出了洗得发毛的旧毛衣边。
他没上前，只远远望着我，嘴角牵了一下，那笑意没到眼底，倒像一层薄冰，浮在深潭之上。
当晚，我提着一盏煤油灯，沿着田埂往村后走。他知道我会去。果然，他在那片废弃的晒谷场边等我。月光清冷，照着他半边侧脸，轮廓分明，下颌线绷得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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