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金凤咽气那晚，马高腿在县城的小酒馆里喝得烂醉。消息是三天后才传到他那儿的——是同村的马老四进城卖菜，顺道捎的话。
“你屋里的，前天夜里走的。”马老四蹲在酒馆门槛上，卷着旱烟，眼皮都没抬，“赶冬那小子做主，昨天就埋了。你回不回去？”
马高腿捏着酒盅的手顿了顿，浑浊的眼睛盯着杯中晃荡的液体。半晌，他一仰脖，将剩下的酒全灌进喉咙，辣得龇牙咧嘴。
“埋了就埋了。”他哑着嗓子说，又朝柜台喊，“再来二两！”
马老四摇摇头，起身拍拍裤子上的灰，走了。
马高腿确实难过了几天。倒不是多舍不得徐金凤——那女人跟了他三十年，吵了三十年，最后十年连话都不说了。可她在，那个破败的院子他可以不回，但总归有个地方叫“家”。如今徐金凤一死，连这点念想也断了。
他晃荡了半个月才回村。走到村口时，几乎认不出自家那块地了。
老屋没了。那三间他爹传下来、住了五十年的土坯房，连带着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全没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栋红砖青瓦的新房，墙刷得雪白，玻璃窗明晃晃地反着光，刺得他眼睛疼。
马赶冬——他那七儿子，正蹲在新房门口磨镰刀。见他来，只抬了抬眼，又低下头去，手里的磨石“嚓嚓”地响。
“屋呢？”马高腿哑着嗓子问。
“拆了。”马赶冬头也不抬。
“我睡哪儿？”
马赶冬终于停下手，用袖口抹了把额头的汗，朝屋后努了努嘴：“后面搭了个棚，你先将就着。开春我要娶媳妇，屋里没空地了。”
马高腿拄着枣木棍，一瘸一拐地绕到屋后。那里果然搭了个棚子：几根木棍撑着，顶上铺着油毡和塑料布，四壁漏风。棚里只有一铺土炕，一个用砖头垒的灶台，再无他物。
他站在棚口，看着这个将要容身的地方。秋风卷着落叶从脚边掠过，凉意顺着裤管往上爬。
那天晚上，马高腿抱着他新捡来的孩子——一个约莫两岁的瘸腿女娃，住进了这个破棚。他依然叫她“小瘸”，就像当年叫那个女孩一样。这女娃是他三个月前在邻县汽车站捡的，缩在垃圾桶边，左腿畸形，站不直。他给她半个馒头，她就跟了他。
棚子夏天漏雨，冬天透风。下雨时，屋里得摆三五个盆罐接水；刮风时，塑料布“哗啦啦”地响，整夜不停。马赶冬偶尔会端来一碗剩饭，放在棚口的地上，像喂狗。马高腿起初还骂，后来不骂了，有得吃总比饿死强。
他的腿是一天天坏下去的。那些蚯蚓似的黑筋从脚踝开始，慢慢往上爬，爬过小腿，爬过膝盖，如今已到了大腿根。皮肤乌紫发亮，轻轻一碰就破，流出黄浊的脓血，散发着腐肉的气味。关节完全僵死了，再不能弯曲。现在他连拄着棍子挪动都做不到了，每天只能躺在冰冷的土炕上，在疼痛的间隙里昏睡，又在剧痛中醒来。
我们村通电，是在一个秋天的傍晚。
那天下午，电工们在村里忙活了整整一天。电线杆一根根竖起来，像一排排沉默的哨兵，注视着这个即将被点亮的小村庄。孩子们兴奋地追着电工跑，看他们爬杆、拉线，嘴里发出“哇哇”的惊叹。
傍晚时分，村长站在村中央的老槐树下，拉下了那个黑色的闸刀。
一瞬间，灯亮了。
先是村长家的，接着是隔壁的，然后一家接一家，昏黄的灯泡在每户人家的房梁上亮起，像一颗颗突然睁开的眼睛。整个村子沸腾了，孩子们欢呼雀跃，在亮堂堂的院子里追逐打闹；老人们眯着眼睛，对着这个发光的玻璃泡啧啧称奇，既敬畏又困惑。
马赶冬的新房也亮了。接着，一根电线从新房檐下牵出来，接进了屋后的破棚子。
马高腿的土屋，第一次有了稳定的光亮。
我那时七八岁，每天上学都要经过马高腿家门前那条土路。若是他在家，那扇用破木板钉成的门总是紧闭着，偶尔能听见里面传来他压抑的呻吟，或是小瘸细细的哭声。只有他不在时，我们几个胆大的孩子才敢扒着门缝往里瞧。
屋里很暗，唯一的灯泡悬在梁上，发出昏黄的光。那光勉强照亮一方角落：一张三条腿的木椅，缺的那条用砖块垫着；一个破铁锅架在灶台上；炕上堆着辨不出颜色的被褥。
小瘸就坐在那张三条腿的椅子上。她总是赤着脚，光着身子，浑身脏兮兮的，脸上手上结着一层黑黢黢的污垢，像是长了癣。她安静得出奇，不哭不闹，只是坐着，一双眼睛大而茫然，望着门外晃动的光影。
有时村里好心的大婶会塞给她一块饼干或半个馒头，她就紧紧攥在手里，却不急着吃，只是用那双过于成熟的眼睛，静静地望着门外来来往往的人。我们朝她做鬼脸，学她瘸腿走路的样子，她也不笑，不哭，就那么静静地看着，仿佛早已对这个世界失去了期待。
马高腿的腿疾越来越重了。那些蚯蚓似的黑筋已经蔓延到了大腿根，每天流血流脓，将炕席染得污秽不堪。但他还是经常外出，用两根木棍撑着身体，一点一点地往县城方向挪。有人说他是去讨钱，也有人说，县城西关有个叫麦黄稍的寡妇，他常去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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