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方到来的那个七月初的下午，北京城正被一种黏腻的闷热包裹着。
空气像吸饱了水的海绵，沉甸甸地压在胸口。我从单位早早回家——说是身体不适，其实是想避开那些公式化的寒暄和若有若无的窥探。自从知道李状元的事，我觉得每个同事的眼神都意味深长。
书房窗户大开着，却没有一丝风。窗外槐树的叶子纹丝不动，知了在声嘶力竭地叫着，那声音钻进耳朵，搅得人心烦意乱。
门铃就是在这时响起的。
我透过猫眼看见老方的脸时，愣了一下。他穿着浅灰色的POLO衫，深色西裤，手里拎着个不起眼的黑色公文包，额头上沁着细密的汗珠。
“路过北京，想着来看看你。”他笑着说，笑容里却带着掩饰不住的疲惫。
我连忙把他让进来。泡茶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的黑眼圈很重，眼白上爬着血丝，右手食指和中指间有淡淡的烟熏痕迹——那是长期抽烟的人才会有的印记。
“县里都还好吧？”我递过茶杯，故作随意地问。
老方接过茶杯，没急着喝。他环顾了一下我的书房——整墙的书架，堆满文件的办公桌，窗台上几盆半死不活的绿萝。他的目光在书架前停留了片刻，那里有几张我和李状元的合影。
“还好。”他喝了口茶，放下杯子，“就是最近……有点忙。”
“巡察组的事？”
老方抬眼看了看我，眼神复杂。他掏出一包软中华，递给我一支，自己也点上。烟雾在闷热的空气中缓慢升腾。
“你都知道了？”
“听说了一些。”我含糊地说，“动静好像挺大。”
“何止是大。”老方深吸一口烟，眼神飘向窗外北京的楼群，“简直是……黑云压城。”
这四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分量格外重。老方在县督察院干了二十多年，从普通科员做到副院长，见过的风浪不少。能让他用这样的词形容，事情绝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
“这次巡察的重点，是各县看守所。”老方弹了弹烟灰，声音压得很低，像是在说什么机密，“而且，是往死里查。”
我心头一紧：“看守所能有什么大事？”
“你没听说？”老方看着我，苦笑了一下，“外面都传疯了。说咱们县那个看守所，早就不是看守所了。”
“那是什么？”
“是黑赌毒老巢，是名利的生意场。”老方吐出的每个字都像钉子，钉进我心里。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老方给我描绘了一幅我完全无法想象的画面。
在兰阳县看守所，所有的一切都被标上了价格。
新人进号房，要先“孝敬”管教和号头。所谓的“孝敬”，从几百到几千不等。交了钱，就能分到靠窗、通风的好铺位；没钱，就去睡靠近厕所的角落，或者干脆打地铺。
日常用品是暴利。一包在外面卖十块钱的烟，在里面卖五十；一瓶三块钱的矿泉水，卖十五；连一卷卫生纸都能翻三倍价。这些钱，一部分进了管教的口袋，一部分要上交给“上面”。
更离谱的是“假期”。
“有些嫌疑人，交了足够的钱，能在办案期间‘请假回家’。”老方说这话时，脸上是毫不掩饰的厌恶，“晚上回看守所睡觉，白天回家该干嘛干嘛。有的甚至能回家待个两三天，陪老婆孩子。”
我震惊得说不出话。
“你是县督察院的领导，对此还不知道实情吗吗？”
“隔行如隔山，我们督察系统很难掌握公安系统的情况。”老方冷笑一声，“在他们眼里，这不叫犯法，叫‘人性化管理’。当然，这种‘管理’只针对少数人——要么是家里有钱的，要么是背后有人打招呼的。”
他顿了顿，补充了一个细节：“去年有个醉驾撞死人的，家里是开矿的。他在看守所待了三个月，回家过了两次夜，一次是他妈生日，一次是他儿子周岁。这事儿后来不知怎么漏了风声，但最后也没人追究。”
“为什么？”
“因为有人替他顶了。”老方把烟按灭在烟灰缸里，动作很重，“一个刚转正的小管教，说是他私自放的。小管教背了个处分，调去偏远派出所了。而那个矿老板的儿子，最后判了个缓刑。”
老方看着我，眼神里有种悲哀，“你以为这些钱，是几个管教就能吞下的？看守所的账目每个月都要上报，那些多出来的收入，总得有个去处。”
他说出了几个数字——看守所每年的“非正常收入”，保守估计在七位数以上。这些钱通过各种方式洗白，有的变成了所里的“小金库”，有的进了某些人的私人账户。
“他们在省城中州、大梁都买了房子。”老方的声音低得像耳语，“有的还不止一套。我听说，有个所领导在中州的别墅，光装修就花了两百万。他老婆开的是宝马X5，女儿在英国留学，家里还有保姆伺候——这些，靠他那点工资？”
书房里静得可怕。窗外的知了声显得格外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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