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后的那几年，刘庄的日子像一锅熬糊了的粥，黏稠而苦涩。对刘家来说，这锅粥更是加了黄连，苦得难以下咽。
家里的男人们——刘麦囤、刘汉龙、刘汉俊，整日里像惊弓之鸟，走路贴着墙根，说话压低嗓门。只要他们在公开场合稍微露个脸，侯家和马家的人就像闻到血腥味的鬣狗，立刻围拢过来。
“哟，这不是刘家的大爷们吗？”马赶明常常带着一群人在村口堵人，他是生产队长，说话带着一股子居高临下的味儿，“今天思想汇报写了没？要不要我帮你们‘提高提高’认识？”
侯宽的大儿子大良也跟着起哄：“听说你们家还藏着孔家的东西？交出来！那是人民的财产！”
刘家男人们只能低着头，拳头在袖子里攥得发白，却一个字也不敢回。他们知道，只要开口，哪怕只是辩解一句，接下来可能就是拳打脚踢，甚至拉到大队部去“学习”。那个年代，谁头上扣着“历史问题”的帽子，谁就得一辈子夹着尾巴做人。
整个家庭的重担，就这样压在了黄秋菊一个人的肩上。
这个六十多岁的女人，背已经有些佝偻，常年劳作让她的手指关节粗大变形。但她的眼神却异常清澈坚定，像深潭里的水，看似平静，底下却有暗流涌动。
村里人都知道黄秋菊会“出法”——这是当地的土话，意思是有某种超常的本事。传言像野草一样疯长：
“去年王二狗家娃子撞邪了，高烧不退说胡话，黄秋菊一碗清水、三根香，半夜在村口老槐树下念叨了一阵，第二天娃子就好了！”
“何止！我亲眼见过，马老五想占她家宅基地，在界碑上动了手脚。结果第二天，马老五自己摔断了腿，界碑又回到了原处！”
“听说她只要盯着人看三秒，那人就会浑身不自在，像被针扎一样！”
马赶明也听说了这些传言。他在社员大会上拍桌子：“什么出法不出法！那是封建迷信！是牛鬼蛇神！”但说归说，他心里却直打鼓。
去年秋天，他去刘家催交公粮，一进院子就觉得头晕目眩，嗓子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黄秋菊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什么也没做，他就狼狈地逃了出来。那件事像一根刺，扎在他心里，时不时就疼一下。
那个年代，村里的女人们想挣点钱贴补家用，比登天还难。男人在生产队挣工分，年底结算时经常是“倒挂户”——干的活还不够抵扣口粮钱。女人们只能从牙缝里抠，从指头缝里省。
她们养鸡——三五只母鸡，就是家里的“鸡屁股银行”。每天清早第一件事就是摸鸡屁股，看看今天有没有蛋。鸡蛋攒起来，十天半月去镇上供销社换些盐、煤油、火柴。
她们养猪——一头猪崽从春天养到年关，喂的是泔水、野菜、麸皮。养肥了卖给食品站，能换几十块钱，那是家里一年的指望。
黄秋菊也不例外。她养了五只母鸡，都是本地土鸡，虽不下蛋，但精神头足，毛色油亮。她还养了一头黑毛猪，是开春时用两只母鸡换来的猪崽，如今已经长到百十来斤，腰肥体壮。
每天天不亮，黄秋菊就起床了。她先轻手轻脚地摸进鸡窝，借着熹微的晨光，一个个地摸过去。今天运气不错，摸到三个温热的鸡蛋。她小心地把鸡蛋捡进铺着麦草的篮子里，脸上露出一丝难得的笑容。
她背起竹筐，拎上镰刀，往后山走去。春天的露水打湿了她的裤脚，山路崎岖，她走得却稳当。割满一筐猪草回来时，太阳才刚刚升起。
“秋菊婶子，你家鸡养得真好啊！”邻居张寡妇羡慕地说，“我家那几只，三天才下一个蛋。”
黄秋菊笑笑：“也就是多费些心思。”
这话传到马家媳妇王翠花耳朵里，就成了另一番味道。王翠花是马赶明的弟媳妇，嘴碎心眼小，最见不得别人好。
“呸！什么多费心思！”王翠花在井台边洗衣服时跟几个女人嚼舌根，“她那是用了邪法！我听人说，她半夜在鸡圈里烧香念咒，那些鸡才肯下蛋！”
另一个女人压低声音：“可不嘛，她家那头猪，吃得跟别家一样，怎么就长得那么快？肯定有古怪！”
一个阴沉沉的下午，乌云压得很低，空气闷得让人喘不过气。黄秋菊要去公社做思想汇报——这是“四类分子”家属每月必须完成的任务。
临走前，她特意去鸡圈添了食料。五只母鸡欢快地围上来，唯独那只芦花公鸡显得有些蔫。这只公鸡可不一般，它体型健硕，羽毛斑斓，在阳光下闪着金属般的光泽。更奇的是，它通人性，黄秋菊给人“看病”时，它总在旁边转悠，时而发出特殊的鸣叫，像是在提醒什么。
黄秋菊摸了摸芦花公鸡的冠子，有些烫手。她皱了皱眉，但时间紧迫，只能先出门去了。
她前脚刚走，后脚就有一个黑影溜到了刘家院墙外。
是徐巧云，马赶明的老婆。她拎着个竹篮，四下张望见没人，迅速从篮子里掏出两只病怏怏的鸡，扔进了黄秋菊的鸡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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