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婉清姐！”好几个声音同时响起。
一群人围上来。林婉清的第一反应是整理头发，第二反应是检查衣服——米白色针织裤的膝盖处已经磨破了，露出里面渗血的皮肤。
“我没事。”她说，声音出奇地平静。然后尝试站起来，却发现右脚还卡在石缝里。那双新买的裸色高跟鞋，鞋跟已经变形，踝带也断了。
小李和其他两个男同事合力，才把她的脚拔出来。鞋彻底报废了，像一只折翼的鸟，可怜地躺在石阶上。
“还能走吗？”导游挤进来问。
林婉清试着把重心放在左脚，右脚刚一触地就倒吸一口冷气——脚踝肿了，膝盖也疼得厉害。但她还是说：“能走。”
最后她是被两个男同事搀扶着下山的，一只脚穿着残破的高跟鞋，另一只脚只穿袜子。每一步都钻心地疼，但比疼痛更让她难受的是那些目光——同情、怜悯，甚至还有一丝“早就说过”的意味。
回程的大巴上，大家都很安静。有人递来创可贴和消毒纸巾，有人递来水和零食。林婉清一一谢绝，只是望着窗外飞速倒退的山景。
“婉清姐，以后还是穿运动鞋吧。”坐在旁边的小周小声说。
林婉清没有回答。她低头看着自己红肿的脚踝，想起二十岁那年，第一次穿高跟鞋参加舞会，摔倒了，当时的男友——后来的丈夫——扶起她，笑着说：“不适合就别勉强。”
她当时怎么回答的？对了，她说：“没有不适合，只有不习惯。”
二十多年过去了，她习惯了高跟鞋，也习惯了那句话里的潜台词。有些东西一旦开始，就不能回头，因为回头就意味着承认失败。
四：雪夜的粉碎
山上的事故成了公司里一周的谈资，但很快就被新的八卦取代。林婉清的脚踝养了两周就好了，她又穿回了高跟鞋，只是换了一双更稳的款式——依然是七厘米，但跟粗了一些。
同事们偶尔会开玩笑：“婉清姐，以后还穿高跟鞋爬山吗？”
她总是笑着回答：“那次是意外。”
大家都以为她会长记性，至少在下雪天会换双鞋。但林婉清不这么想。意外就是意外，是小概率事件，不能因为一次意外就改变坚持了三十年的习惯。那就像是承认自己老了，承认自己需要妥协，而她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这个。
十二月，第一场雪落下。
早晨起来，窗外一片银白。陈浩特意早起做了早餐，煎蛋、吐司、牛奶，摆在桌上：“妈，今天下雪，路上滑，你穿那双防滑的靴子吧。”
他说的靴子是去年买的，低跟，防滑底，一直放在鞋柜最深处，标签都没拆。
“没那么夸张。”林婉清看了看窗外，雪不大，应该很快会化。她选了双黑色绒面高跟鞋，八厘米，搭配驼色大衣，“这双鞋底有纹路，不滑。”
“妈！”
“我要迟到了。”她打断儿子，拎起包出门。
路上确实滑。积雪被早高峰的人流车碾压成冰，光溜溜的，反射着苍白的天光。林婉清走得很小心，每一步都踩实了再移动重心。这让她看起来有些僵硬，但至少稳当。
地铁站离公司还有十分钟路程，平时她走得从容，今天却觉得格外漫长。高跟鞋的细跟不时打滑，她不得不放慢速度，这让她有些烦躁——今天上午有个重要会议，不能迟到。
离公司还有一个路口时，绿灯开始闪烁。如果错过这个绿灯，至少要等两分钟。林婉清犹豫了一秒，然后加快了脚步。
就是这一秒的决定，改变了很多事情。
她小跑起来，高跟鞋敲击冰面，发出急促的声响。还有五米、四米、三米……
左脚踩到了一块几乎看不见的薄冰。
那一瞬间的感觉很奇怪——脚底突然失去了所有摩擦力，像是踩在涂了油的玻璃上。身体本能地向前倾，她试图调整重心，但右脚迈出时也滑了一下。
时间再次变慢。她看见自己的包飞出去，看见雪花在眼前旋转，看见公司大楼的玻璃幕墙反射出自己倒下的身影。这一次，她没有时间思考姿势是否优雅。
右膝最先着地，然后是整个身体的重量压上去。
她听见了声音。
不是摔倒的闷响，而是某种更清脆、更令人牙酸的声音，从膝盖深处传来，像是树枝被折断，又像是玻璃碎裂。疼痛来得迟了一些，先是一片麻木，然后是潮水般的剧痛，从膝盖涌向全身，让她连尖叫都发不出来。
世界变成一片模糊的白。有人围过来，有声音在问“你还好吗”，有手在碰她的肩膀。但她什么都回应不了，所有的意识都集中在那条右腿上——它以一个不正常的角度弯曲着，像一件被摔坏的人偶。
救护车来的时候，林婉清终于哭了出来。不是因为这从未经历过的剧痛，而是因为她看见自己腿上的丝袜破了，破口处露出扭曲的膝盖，还有那双黑色高跟鞋——一只还在脚上，另一只掉在几步外，沾满了泥雪，像个被遗弃的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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