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程若凡走后，老头子弗朗索瓦上将问道：“我们与何锐阁下签署的合作期限是三个月，时间快到了，我考虑回德国，诸位呢？”
这支微型德国总参谋部成员听出了上将的失望，大家也都有各自的失望。但是其中一位无奈的问道：“回到德国之后干什么呢？”
瞬间，这些德国军人的情绪就变成了另一种失望。是啊，回去干什么呢？
凡尔赛和约对德国进行了十分严厉的打压，撤销总参谋部，军队数量不到十万，军官数量三千。能来中国的这些德国军人无一例外都不可能重回军队。
协约国中，法国恨不得把德国彻底毁灭，所以公开提出报复性的赔款。德国要赔偿巨额的战争赔款。现在德国国内经济一片萧条，想找个工作都很难。更不用说这些本来以为会一辈子在军队中生活，退役后拿养老金的这帮前德国军官。
弗朗索瓦上将依旧失望，“东北军太幼稚了，说他们是军队，不如说他们是想模仿强大军队的婴儿。徒有理想，却没有实践。我甚至觉得他们不如波兰军队。”
听到这个评价，德国军官中无人反驳。通过这段时间的交流，德国军官们对于东北军官兵一体已经很难接受。不过经历了欧洲大战，这些军官们和普通士兵们一起参加了残酷的战争，觉得还能容忍一些这样的决定。
但是军事民主制度，就让这些军官们着实不能理解。东北军的任何新式战术，都要通过军事民主会议，官兵们一起商讨。谈论出如何使用。
这样的行动在德国军队中不仅不存在，更是违反纪律的。德国军队要做的是从上到下的贯彻，任何来自士兵的提议都是有害的。这是德国漫长军国主义历史中总结出来的经验。
最终，这些德国军官中开始有人认为弗朗索瓦上将的看法有道理，最少一半的军官们都生出了去意。当有一位上校终于开口，“我也想回德国。”其他军官们纷纷开始表达相同的观点。
程若凡并不知道这帮德国军官居然要走，他一路上考虑的都是战争的事情。尤其是东北军内部建设中军事民主的问题。
与德国总参谋部的家伙们打交道越多，程若凡越是清楚德国总参谋部与东北军的区别。这是源自于建军理念的区别，程若凡本以为可以调和，可接触越多，越觉得无法调和。
一见到何锐，程若凡索性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主席，我觉得合作期结束之后，我们就把这些人送回德国。不过我们是不是可以建立与其他国家的定期军事交流。”
“定期军事交流机制？若凡，你这个想法很好。”何锐笑道。
程若凡见何锐支持自己的看法，心中的不快爆发出来了。虽然被认为是德国总参谋部制度的仰慕者，程若凡自己并不这么认为。如果英国总参谋部或者法国总参谋部的实力超过德国，程若凡就会毫不迟疑的支持。谁能帮助中国胜利，程若凡就想学习谁。
但是见面不如闻名，包括坦能堡大捷的功臣弗朗索瓦上将都让程若凡失望了。他们能做到的并没有化腐朽额为神奇的东西，这一路上，程若凡左思右想，觉得自己对德国总参谋部制度过于高看。
于是，程若凡说道：“主席，我以后再不会妄自菲薄……”
“等等。”何锐打断了程若凡的情绪性发言，“妄自菲薄是正常的，我觉得你可以换一个名词，叫做增加自己的见识。如果见识浅薄，就没办法正确认知自己，认知世界。还有，情报来了，你先看看。”
程若凡连忙拿过情报，是关于苏俄与波兰的新消息。
到1920年5月底，苏波双方兵力对比暂时处于均势，但红军西方面军正面波军左翼集团兵力较弱。因此，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计划由西方面军向波军左翼实施主要突击。1920年4月28日，俄共中央批准了加米涅夫制定的战略反攻计划。该计划规定，西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密切协同，分别从东北和东南向华沙实施向心突击。西方面军在普里皮亚特河以北担任主攻，沿明斯克、比亚威斯托克方向直取华沙。西南方面军在普里皮亚特河以南配合西方面军行动，沿罗夫诺、卢布林方向实施辅助突击。反攻前，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满以为波兰的工农革命正处在高潮之中，他对战争前景作了十分乐观的估计。图哈切夫斯基也基于这种估计，结果导致了他在战争中轻敌冒进，功亏一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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