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入秋季，随着各地开始秋收，随大汉迁都至长安的士族百姓也都慢慢适应在关中的生活。将益州拆分的三州在州刺史的治理下，也都步入正轨，或梳理日常工作，或是调整在编人员。
或因调整行政区过于繁琐，尚书台调整了三州的考课制度，暂时取消了上计，改由各州自行管理各郡、县的各项事务，以确保来年能够正常地运转。
不过的话，刘禅派出了太子刘璿，让他来督查各州情况，也为增进其治政能力。当然还有一个目的，即提高刘璿的个人威望。毕竟刘璿母族不贵，其妻族马氏也处在衰弱当中，其还是需要更多的帮助和支持。
“启禀陛下，此乃太子所上奏疏。”郄正说道。
刘禅接过奏疏，仔细阅览了一遍，说道：“太子所言不无道理，让尚书台将各州郡近年以来变动之事整合，重新修订《益州民政》，以便州府、郡县官吏了解郡县变迁事务。”
“诺！”
刘璿前往巴蜀督查三州的政务，其发现地方上新任官吏仍在使用十几年前的《益州民政》作为他们的执政用书，其间书籍上的内容已经与现实里出现了偏差，特别在水利疏通上，大汉下达《田亩水利法》后，其间变化颇大，有些官吏还闹出过笑话。
显然十几年前的用书已经不适合当下的情形。刘璿发现后故上疏给刘禅，希望尚书台能派人增订修减《益州民政》，与时俱进，以适应当下州郡情况。
“陛下，太常进言我大汉今下迁都长安，乃与旧时不同，或可改元，以示大汉更新气象。不知陛下以为如何？”廖立进言说道。
实际上改元与改年号并不相同，较改元而言，年号出现得也晚。
在西汉之前，春秋战国时期仅有元年而无年号，元年仅用来计算君王的在位时间。若逢政局变动、制度改革、军事胜利、祥瑞灾异等事之时，便会改元年，以重新计算。
如在汉文帝继位十六年之时，得天赐玉杯，上刻‘人主延寿’，文帝以为吉祥，便下令次年改元，即文帝十七年重新改元。
是故文帝在位又分为元年及后元年，在文帝军细柳营之时，载曰：‘文帝之后六年’，并不是文帝六年而是文帝后元六年，即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军细柳营。包括其子景帝亦有改元两次，但这些仅是纪年，而非年号。
其年号真正之始乃是汉武帝所创，由于其崇尚术数，汉武帝以瑞事为年号，每六年就要改一次元，这也是为何汉武帝时期经常改元的缘故。从此之后，改元便与改年号重合在一起，成为帝王上的定制。
若以年号更替频繁与否来看待国家统治稳定与否，亦有偏颇之感。但国家统治不稳，其年号变化频繁则是母庸置疑的。
不过或受后世的思想影响，就刘禅个体而言，他还是倾向于若无大事件发生，大汉将不会更改年号。
至于何为大事件？就看刘禅如何衡量了。
如果把诸葛亮病故看作大事的话，历史上的蜀汉改元延熙。这个面位之中，诸葛亮病故也有人提议改元，却被刘禅否决。
当下的迁都之事，在刘禅眼中看来确实是件值得庆幸的事，但在他心中还是难以算得上大事件。
刘禅心中的大事件是乃何事，即大汉一统寰宇，结束长达半个世纪的分裂，或许才够得上大事件。
是故刘禅摇了摇头，说道：“迁都虽是欢喜，亦是更新气象，但改元倒是不急。不过朝廷或可小赦百姓，以示我大汉仁慈之心，君民共乐也。”
刘禅的治国思想乃是继承自诸葛亮，比如在赦免刑徒上，刘禅与诸葛亮的态度如出一辙，既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
诸葛亮‘惜赦’的治国思想并非是空穴来风，而是看到了东汉末年以来的乱政，才有这般深层的思考。如在东汉末年时期，国家动乱，几乎一年一赦。有的世家子弟拥有上层的信息来源，知晓何时大赦，便当街杀人，但因大赦，地方官吏无法治罪。
“至于小赦范围，则交由御史台商讨。”
“诺！”廖立应道。
“嗯？”
刘禅摊开诸葛乔上呈的密疏，观其内容，不由微微惊讶。没想到孙吴的征西将军马茂、符节令朱真、无难都督虞钦欲归降大汉，其等表示愿为内应，可在秋后孙权入后苑射猎之时，发动兵变，引大汉兵马入吴，灭亡吴国。
廖立见刘禅脸上的神色变化，问道：“陛下，可有何事？”
刘禅将密奏递了过去，说道：“公渊，且先看看。”
“诺！”
廖立接过密奏，仔细浏览，脸色微喜，问道：“陛下，此或乃上天助我大汉也！若马茂、朱真等人真能成事，我大汉灭吴岂不是易如反掌。”
顿了顿，廖立思索少许，说道：“若是如此，我大汉短期之内恐无法抽身东入，与逆魏争夺上党、洛阳二地。”
刘禅端着茶盏，轻抿几口，说道：“实如卿之所言，此乃天赐之机。然于当下形势而言，我大汉需专注曹魏，两者之下还需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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