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子被划分为前后两个社，这种划分方式其实就是为了将大槐树移民和本地原住民区分开来。
那些从大槐树迁徙而来的人们居住在后社，那里有坚固的村寨和宽阔的护村河环绕四周。由于他们是后来才到这里定居的，所以只能分到一些相对贫瘠的土地来耕种。相比之下，本地的土着则住在前社，拥有更为肥沃富饶的土地资源，这些优质土地几乎都被他们所占据。也正因如此，无论是在解放前还是解放后，本地土着们的生活一直都比较富足。
在这个村里，出类拔萃的人物往往都是出自于本地土族家庭。正因为这样，大槐树的移民们虽然人口众多，他们感到非常自豪；然而，在我看来，他们的智商实在不高，可以说是相当愚笨。除了人数众多这一点外，大多数人都只是从事着单纯的农业劳作而已。
这究竟是为何呢？这个谜团一直萦绕在我心头，让我百思不得其解。而关于大槐移民的历史，在村谱中的记载更是令人震惊。据载，他们对刘福通发起的民族大起义心怀感激之情，原因竟然是汉人已经到了难以生存的地步。
原来，当时的元政府实行着严酷的民族压迫政策，将人民划分为四个等级，导致民族矛盾异常尖锐。蒙古人无需劳作便可肆意享用汉人和其他民族的全部财产，而汉人却甚至连名字都不配拥有，只能以出生日期作为代称。不仅如此，他们还被严禁持有铁器，哪怕是一把菜刀，也必须由好几户人家共同使用。繁重的赋税和徭役，再加上连年不断的灾荒，使得广大百姓在生死边缘苦苦挣扎。
面对此种困境，元政府不但没有采取措施缓解社会矛盾，反而企图通过镇压手段来平息以汉族为主体的反元斗争。伯颜甚至放出狠话，要将张、王、刘、李、赵五个姓氏的汉人赶尽杀绝。这种极端行为无疑进一步激化了民族矛盾，使得社会动荡不安。
即使伯颜之侄脱脱当政，也对汉族充满猜忌，在起义之初特地将相关卷宗的题目“谋反事”改为“河南汉人谋反事”，并以“汉贼大起”相称，有识之士由此预判元朝必被推翻。
刘福通姓刘，乃是中国传统五姓之一，但同时他也是被诛杀的对象。就在这个时候，黄河突发大水，灾患严重，百姓们急需治理水患。于是乎，刘福通趁机发动了一场惊天动地的起义。
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刘福通挺身而出、率众起事，恐怕汉族的五姓将会惨遭灭绝。实际上，通过观察小李庄、小张庄以及李桥村、郜庄村这些村落的名称，便可窥见伯颜军队曾经对当地原住民展开过惨无人道的屠杀行径。此外，在当地方言中流传着一句俗语：“黄毛杀人八百万，在劫难逃”。起初，人们自然而然地将这句话与黄巢联系起来，毕竟黄巢本身声名狼藉。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真正应该为此负责的人是伯顔。黄毛与黄巢一字之差，就荒谬百里。
经过深入研究村庄历史，我终于揭开了元末大起义背后隐藏的真相，并深刻认识到刘福通领导的黄巾军抗击元朝统治所做出的巨大贡献。那么问题来了，为何会出现大规模的移民现象呢？原因无外乎两点：其一，战争频仍导致社会动荡不安；其二，则是以伯颜为首的守旧势力对汉族五姓实施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致使华北平原地区的人口骤减。
还有当时的太湖流域地区，人口众多且密集，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如此，为何不将这些人迁往别处呢？原因就在于江浙一带有许多人担任官职，他们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相比之下，山西大槐树地区的移民则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并无太多发言权。因此，最终决定只能让移民们从山西出发。
至于沿海一带嘛，则只能寄希望于向海外拓展了。"高峰感慨地说道。
这时，海珍插嘴道："听那些移民所言，通过观察小脚拇指是否分裂成两瓣，可以辨别出汉族人和其他族群之间的差异。"
高峰继续质问道：“我们这里的风俗习惯大部分仍然保留着元朝时期蒙古族留下的传统！说句好听的话，这种小脚趾头分叉的特征甚至被认为是区分蒙古人和汉族血统的一个标志，但这真的可靠吗？”
他皱起眉头，语气充满怀疑地说道：“我个人对此表示怀疑。山西之所以人口众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战争相对较少，导致大量外来人口涌入。而且，即使在山西本地区实施了高压的民族政策，由于反抗人数较少，这些蒙古人的风俗习惯才得以在村庄中传承下来。”说完后，高峰陷入了沉思之中。
高峰皱着眉头说道：“这一切都是历史的烙印啊！你们知道吗？在过去，汉族处于社会底层，被视为奴隶，毫无人身自由可言。为了维护家族血缘的纯正，他们不得不采取极端的手段——将头胎孩子摔死。而这种残忍的做法，实则是无奈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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