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7月19日，沈阳市公安局接到皇姑区公安局刑警队打来的电话，报称：沈阳机车车辆厂一名吊车副司机赵恒山昨天吃过午饭后失踪。今天上午有人到厂内一辆空货车车厢里解手，发现赵恒山吊死在里面，要求市局派刑侦技术人员前往勘查。
这件案子，最初是由法医徐功伟去的。由于现场和案情比较复杂，后来法医组几位法医都去了。
沈阳机车车辆厂是铁道部下属的一个大厂，厂院很大，地面上铺设着许多条铁轨，蒸汽机车和各式车厢很多。在厂院的一角，几条铁轨边，有一节运输牲畜的密封式货车厢(俗称“闷罐子”)，敞着中间的车门，长期废弃在那里。有些工人嫌去房内的厕所太远，内急时就到这节车厢里解决，久而久之它成了厕所。
徐功伟等人走进车厢，顿觉里面十分闷热，臭哄哄的。车厢里到处是大小便和碎纸，几乎难以落脚。好在有两个方形小窗户，因车厢无门都敞开着，光线尚不显得太暗。
哪里有案子，有死因不明的尸体，法医就要到哪里去，哪还顾得上什么臭不臭的呢！
徐功伟等人看见，在车厢的西南角，吊着赵恒山的尸体。吊尸的皮带是赵恒山自己的。皮带的一端绕颈一周，在枕结节处提空；皮带的另一端系在离车厢地板150厘米高的车壁铁环（据说是拴马用的）上，固定点距颈部30厘米。尸体呈坐位，两上肢顺躯干自然下垂,双手半握拳放在下腹部；两腿斜向前伸，臀部距地面50厘米。
死者颜面青紫，双眼微闭，两颊上有擦蹭的血迹。身穿工作服，衣扣完整。头上还歪戴着一顶布帽子，帽子后面有一块10厘米×8厘米的黑色油污，与此对应的头部有血肿。右肩胛处，在11厘米×12厘米范围内有不均匀的擦蹭油污的痕迹。面部有擦挫伤，口唇破裂，3颗上门齿脱失，口腔、鼻孔都有血迹，两鼻孔有涕柱流向衣襟，衣裤前侧有大量自上而下滴落的血迹。臀部和裤子有尿迹。死者脚穿布鞋，鞋面、鞋底上都有血迹，血迹上还沾着泥土。在尸体的左小腿上，放着一副满是油污的布手套，手套上有血迹。
距尸体左侧1.5米处的车厢壁上，在离地板20厘米高的地方，有25厘米×20厘米范围的密集形喷溅血点，地板上有片状血迹……
车厢的地板上有灰尘，人行走后是可以留下足迹的。遗憾的是，在发现赵恒山的尸体之初，出于好奇，厂内来看的人很多，足迹驳杂，以致什么有侦查价值的足迹也看不出来了。
赵恒山是在厂内一辆起重5吨的吊车上工作的。这辆吊车离那节货车厢约50米，中间隔着几条铁道。
以上，就是尸体和现场情况。
法医对现场及尸体等情况不仅要细致观察，而且要不厌繁琐地一一记录下来。因为，说不定哪一个微小的物证会对侦破全案起到重要的作用。
在赵恒山的衣兜里，发现了他给车间党支部写的一封信，在信中表示承认错误，请领导看他今后的行动，一定努力工作，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
经了解获知，有人曾检举赵恒山偷听敌台广播，还偷拿过厂里的木材。工厂保卫部门和车间领导找他谈过话，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
和赵恒山一起在吊车上工作的司机，是个40来岁的老工人，姓丁。他说，昨天午休时和赵恒山在一起吃饭，两人吃的都是用饭盒从家里带来的。吃完后，赵恒山说出去一会儿，以后就再也没见到他。老丁说，从外表上没看出赵恒山有什么异常的表现。
能看到的、听到的、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赵恒山的死有些“怪”。
又一道“怪”题摆在徐功伟等几位法医的面前：赵恒山是自杀，还是他杀？
在出现场的刑侦技术人员中，有人说是自杀，有人说是他杀，这两种说法都各有所据。
认为赵恒山是自杀的人，提出了以下根据：
赵恒山身穿工作服，死在厂内，不具备犯罪分子因财物、奸情、仇怨而加害他的条件。
赵恒山受到他人的检举和领导的批评，思想上产生了压力，有自杀的思想因素。他揣在衣兜里的那封信，其实就是遗书。
赵恒山很可能实施了第一次自杀，但未成功。自杀的方式很可能是用身体的要害部位(如头部)与坚物碰撞。由于第一次自杀没有成功,他又挣扎着上了货车厢，实施第二次自杀，自缢而死。他鞋底上的血迹和泥土，就是最有力的证据。
尸体缢沟边有皮下出血，眼结膜有出血点，有涕柱和尿液流出，这些明显的生活反应都符合缢死征象……
在现实生活中，先后实施两次自杀行为的不乏其例，徐功伟曾看到、听到过许多这样的事例：某人第一次自杀失败后，改用另一种方法实施第二次自杀。这种人，是铁了心要死的。
一天夜里11时许，有人在沈阳市和平区遂川街马路上发现一具男性尸体。死者左手紧握一把克丝钳子，右手紧握一把螺丝刀，头上流了血。恰逢一位刑警经过,见此情景怀疑是他杀，向市刑警大队报了案。法医剖验尸体，查明死者膝部、肋骨等多处骨折，是汽车车轮碾压致死。在查找过程中，这一结论得到了认证。此人名叫杨文玉，安徽人，因为妻子要和他离婚，他精神不好，躁动不安，曾在一家旅店用木板击头、跳楼等手段自杀，被人们制止而未遂。后来，他在亲友监护中失踪，没想到终于自尽于车轮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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