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善疑窦重重说：“刘书记，谢书记是宁山三号人物，掌握干部生杀予夺大权的‘五人小组’之一，举足轻重。权少杰即使有刘牛和田松明撑腰，也不该如此藐视谢书记啊！”
刘真用奇怪的眼神看着刘善说：“没听说过坊间传闻的‘一个半’吗？”
刘善尴尬说：“在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听说过，但不甚明了，愿闻其详。”
“我平时讨厌别人在背后嚼舌根子，今天却要做长舌妇了，”刘真面露不屑，随后解释道，“所谓的‘一个半’，县委书记能决定县直重要单位一把手如权少杰、何维利等官位的去留和升降，大家唯其马首是瞻，叫往东不敢往西，让往北不敢往南，被官场戏称为决定生杀予夺的‘一个’。”
“县长全面负责县政府工作，掌握财政审批大权，最重要的是，不出意外，县长一般都能平稳地接班县委书记。背景显赫、占据重要实权单位的诸侯们对县长也较为尊重，基本上能做到俯首贴耳，但根本不能和县委书记相提并论，同日而语，因此被戏称为‘半个’。”
“权少杰等对待其他领导的原则是不顶撞，不得罪，表面上唯唯诺诺，吩咐的小事都办得妥妥贴贴，让领导感到很受用，很舒服。但每遇重大利益或重大决策冲突时，他们就以自我利益为主，听或不听，做或不做，完全受利益驱使。领导们心知肚明，心中不满，但实力地位不济，徒唤奈何，只得装聋作哑，听之任之。慢慢地，‘一个半’就在宁山圈子里流传开来。”
“原来如此，我孤陋寡闻了。”刘善惊讶不已，随后又问，“‘一个半’又从何开始的呢？”
刘真戏谑说：“说来话长，还和吴天登脱不开关系。2012年9月，吴天登由镇党委书记调任县住建局局长。我有个远房亲戚，2010年承包了县住建局的一栋三百多万的商品楼。2011年3月，工程竣工验收后，住建局拖欠他的工程款达一百零几万，过年前，民工躺在他家里催要工资，闹得他家鸡犬不宁，根本无法安心过年。”
“吴天登上任后，我亲戚通过正常渠道找他。吴天登以各种理由拒绝付款。他通过省里的关系，找到了刚从县政府常务副县长转任县人大主任的贺保金。贺保金听后，自认为是小菜一碟，便满口答应。”
“一个周末下午，贺保金亲自打电话邀请吴天登吃饭。吴天登满口答应。在君亭大酒店最豪华的包间里，酒酣耳热时，贺保金当众提出我亲戚的工程款问题。胡天登没有丝毫犹豫，痛快表态：‘贺主任对我一直很关心，我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虽说住建局资金极度短缺，所有工程款暂停支付。但贺主任吩咐，我一定特事特办，下周内解决问题。’”
“吴天登言词恳切，发自肺腑。贺保金听罢，如同喝了一壶迷魂汤，满面红光，欣喜不已，连声叫好。两人以分酒器盛满斗酒，不亦乐乎。”
“我亲戚见状，大喜过望，满以为大功告成。临走时，送了吴天登一件国窑1573和一箱和天下。”
“这一件一箱价值5万多，有钱人真的大方，出手就是我们一年多的工资，”刘善不由得感叹，“当今社会呀，没有关系办不成事，没有钞票成了不事。你亲戚还算幸运，关系活络，有人帮忙，花点小钱把事办成了。”
“刘组委，我们都还太年轻，和我亲戚一样，高兴太早了，”刘真摇摇头，自嘲说，“第二天，我亲戚趁热打铁，满心欢喜去住建局找吴天登。吴天登仿佛忘记了昨晚酒席上的表态，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只说要与人商量商量，让我亲戚等通知。”
“我亲戚无奈，只好打道回家。一个星期后，吴天登音信全无。我亲戚只好隔三差五去住建局找吴天登，或小心翼翼给吴天登打电话。吴天登开始搪塞一番，最后烦了，对我亲戚面不见，电话不接，短信不回。”
“一个月后，我亲戚再次找到贺保金汇报。贺保金倒也爽快，当面给吴天登打电话询问情况。吴天登说，他已经把关系协调得差不多了，再过几天就有结果，请贺主任放心。又过了一个星期，我亲戚再次找到吴天登，吴天登鼻孔朝天，面无表情说：‘住建局欠工程款上亿，暂时没法支付你的工程款。’我亲戚事后对我说，他当时心里问候了吴天登祖宗十八代无数次，好想扑上去，掐住吴天登脖子，狂扇吴天登那张狂的脸。”
刘善鄙夷说：“吴天登对贺保金阳奉阴违，收礼不办事，太不是东西了。”
刘真站起身来，来回踱了几步后，才扭头面对刘善说：“我亲戚还算理性，克制住了情绪，不仅没有动手，走时还歉意说了句：‘吴局，麻烦了。’”
“过了几天，他通过关系，找到了时任县长陈义红的岳父鲁老爷子。鲁老爷子二话没说，带着我亲戚就去找吴天登。”
刘善忍不住插话说：“刘书记，你亲戚是不是病急乱投医？贺保金贵为人大主任，在贺天登眼里，他的面子一文不值。县长只是‘半个’，其岳父面子难道比堂堂的县大主任还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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