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说:“王珪、魏徵能够尽心办事,所以我才重用。然而魏徵每次进谏,一旦朕没有采纳,他就不再理睬我了,这是为什么?”
魏徵答:“臣认为您做得不对,所以才劝谏。陛下您不采纳,而臣还满口应承,那就是默认错事可以实施,所以臣才不敢理您!”
太宗说:“你完全可以先答应下来,然后再劝谏啊。”
魏徵答:“舜帝当年告诫群臣‘不要当面顺从,背后非议’。臣明明知道您错了,却还违心答应,不就违背圣人教诲了。”
太宗大笑:“人们都说你举止轻狂,我却看你更觉妩媚,正是因为你敢说实话啊!”
魏徵起立,正色拜谢说:“陛下您允许我们说话,臣才能畅所欲言;陛下若是不接受臣的意见,臣又怎敢屡次冒犯!”
以现在的视角来审视,初唐时期君臣关系之所以健康和谐,抛开太宗个人修为方面的因素不谈,君臣利益一致、目标一致,恐怕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作为从乱世中诞生的大唐,太宗君臣都曾经历过艰难困苦甚至生死考验,深知和平时代来之不易。让国家强盛起来、使子孙后代都能得享太平,是他们这代人的共同期盼。有了这种共识,君臣之间也就容易达成齐心协力的氛围。
随着大唐国力日益雄厚,繁华日子过得久了,也就不可避免的生出安逸享乐的心。而此时的魏徵还像贞观初年一样,奉劝太宗居安思危。太宗表面上虽仍很客气,但内心已不再如当初那般心悦诚服,君臣之间也就慢慢生出矛盾。
由此可见,太宗与魏徵的关系是不可复制的,对君臣双方的德行修为、胸怀度量等综合因素都有极高要求,但是我们可以借鉴他们以天下为重、以事业为重的情怀。
在君王与臣子的关系中,臣子是弱势群体,处于被动地位,君王的作用尤为重要。作为君王,如果总是把自己的利益、好恶放在第一位,又怎会爱听臣子的真话与实话,长此以往正直的人势必都会缄默远离,身边也只能剩下那些所谓高情商的“小人”,又怎会不身败名裂。而君王一死,那些依附于他的臣子们,通常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不论在哪个年代,也不论你处在什么位置、担任何种职务,只要符合良知,顺应民意,祛除私心,就一定会得享福报。
循正而行,自与吉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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