悄悄站立在蓟州城西城门楼的崇祯长叹一口气。
“历史的教训就是我们从来不会从历史中得到教训！”崇祯开口道。
身后跟随的吴三桂、李若链等人都不明所以。
“朕不用问，一定知道你们心中在问，哪里来这么多田地分给军士？”
李若链道：“陛下洞察臣心，臣的确有这个疑问。”
吴三桂也道：“回陛下，臣的家丁营中田亩虽然很多，但除此外以，辽东也没有太多的良田可以赏赐出去了。”
崇祯没有回应李若链和吴三桂的疑问，而是反问道：
“你们知道为何我们不会从历史中得到教训？”
“因为没有人愿意将自己的银子和田产拱手送给别人！”
“吴三桂、李若链，朕问你们一个问题，必须认真回答！”
吴三桂施礼道：“陛下请开尊口，臣下知无不言。”
“倘若一个人、或者一个朝廷，把天下绝大部分的财富和土地都据为己有，并传给他们的子孙后代，这些银子和田地，就真的属于他们了吗？”
“那天下其他人怎么办？饿死算了还是他们根本就不配活着？”
吴三桂和李若链都沉默了。
他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普天之下当然都是王土，但王土之上的百姓和亿兆生灵怎么办？”
“他们有没有权利让自己和家人不饿肚子？”
李若链思索半天，大着胆子回答道：
“上天有好生之德，臣认为，所有人都有权利吃饱。”
吴三桂若有所思，但这些问题显然超出了他的认知。
“上天有好生之德，说的好！”崇祯赞许道。
“一个人自己努力赚一两银子，那是他自己的。”
“如果他赚了一亿两银子，那一定不是他自己的。他只是代天下管理！”
崇祯这番没头没脑的话，让吴三桂和李若链感觉脑子转不动了。
“比如朕的亲叔叔，福王朱常洵，他名下登记在册的良田有三百万亩！”
“万历爷原本打算给他八百万亩良田的，他自己实在不好意思，也就勉强拿了三百万亩地。”
“朱常洵当年去洛阳就藩，装修王府就耗费了二十八万两银子！”
崇祯说着说着语气已经很是沉痛。
“倘若大明真的要灭亡，那就真的是我朱由检一个人的过错吗？”
吴三桂和李若链都不敢接话。
这不仅属于皇室内部事务，而且事关天下经济命脉。
事关大明国祚存亡。
他们没法说、不能说、说不得。
“等打垮李自成，朕有十足的把握，给这些军士们分田！”
大明朝的田亩数量一直是一笔糊涂账。
《明实录》、《赋役黄册》中记载的田亩数量就是一个谜：
洪武二十四年为三点九亿亩，两年后变成了八点五亿亩、七年后又变成四点二亿亩。
成化二十一年为四点九亿亩，两年后变为八点三亿亩。
弘治十七年八点四亿亩，一年后变成四点七亿亩。
同一个朝代，田亩数据前后变化如此之巨大，只能说有人动手脚了。
后世的黄仁宇写过一本《万历十五年》，里面有一个观点：
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间对经济的管理都缺乏“数目字”管理手段。
各种模棱两可、前后矛盾的数据根本经不起推敲。
即便强如张居正，主持清丈全国田亩，得出的数据也不是很科学。
但越是模糊、越是经不起推敲的数据，就越能被人利用。
上下五千年历史中，想打破这种被利用、且真正具备经济思维的古代名人，只有四个：
桑弘羊、王安石、张居正、雍正。
桑弘羊力推的盐铁官营、向商人征税、确保酒类产品专营的酒榷制等等，为汉武帝的大汉朝廷积累了巨量财富。
后世很多制度，如烟草和盐业转卖都来源桑弘羊的经济理念。
但桑弘羊更倾向国家垄断，对于财富二次分配缺乏明确概念。
桑弘羊所处的时代局限，决定他没必要思考财富的二次分配。
他只服务于汉武帝。
王安石、张居正、雍正的共同点在于：
他们知道国家的财富和土地都去了哪里。
他们心里很清楚，治理国家、维护统治，光靠军事镇压和儒家典籍是不够的。
必须要有钱！
财政没有钱，最终的结局就是改朝换代。
而既得利益者不会将钱吐出来。
于是通过变法希望有钱的大地主、大官僚能够把田产等财富吐出来。
所以，王安石、张居正、雍正都被后世的既得利益者骂的狗血淋头。
比如那个小时候砸过缸的司马光，穷其一生要打倒王安石。
因为王安石的很多政策让司马光那一撮人利益受损。
这种解释很多人觉得过于肤浅。
甚至好多人觉得司马光才是识大体、老成谋国的典范。
但如果将视野放大到几千年的历史中，在怎么复杂的问题和人性都无法回避一个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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