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是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的确是可行的，而且明廷也确实是这么做了。当时的辽东都司通过大量吸收外部的蒙古、女真以及朝鲜人，来填充辽东的人力缺口，而且还把这些人也纳入了朝廷的军户管理体制当中。
比如在东宁卫就有“以辽阳高丽、女直来归官民，每五丁以一丁编为军，立东宁、南京、海洋、草河、女直五千户所分隶焉”。
当然了，如果此时只是简单的从人口比例来看，辽东都司的各族比例中，汉族人口还是占据着较大的比例。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明代的汉族军户和百姓，并不是均匀的平铺在整个辽东都司辖区，而是更多的集中在农业条件相对更好的辽西地区。
而在辽泽以东，民族的比例则是“海州、辽东等处，人半是中国，半是朝鲜，半是女真”。也就是说在真正的辽东地区，汉人并没有占据多数。
于是在汉人统治基础不够强的那些地区，辽东都司不得不对蒙古、女真以及朝鲜人当中的一些大族赋以一定权力，依靠他们来协助大明完成对这些地区的管理。
而且在事实上，在最初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辽东都司与蒙古、女真之间，并没有形成之后的那种敌对关系。
因为当时的女真人还面对蒙古诸部东进和李氏朝鲜北扩的军事威胁，因此在客观上，他们需要大明的军事力量来为自己提供安全。
于是一直到明代的宣德年间，明廷和女真之间都一直维持着比较亲密的关系。明廷也乐意接纳大量女真部众归附，正好用他们来填充辽东都司的人口不足。
但到了正统年间，有两件事却为明廷和女真人之间埋下了裂痕。第一件事就是卫拉特人东扩，对朵颜三卫和海西、野人女真大开杀戒。
这场战争不仅让女真人对明廷的真正实力有了更多的了解（有点像黔驴技穷的故事），从而使其对明廷的崇拜心理开始消失。
另一方面也推动了民族迁徙的多米诺骨牌，包括朵颜三卫在内，大量蒙古人为了躲避卫拉特人，而向东进入到女真生活的区域，这又反过来迫使女真人开始向东南方向迁徙。
而在东边，也是在正统年间，由于李朝不断的北扩政策，原来生活在鸭绿江上游和图们江的女真各部，也被迫放弃故地内迁。
在两个方向的挤压下，原来生活在广大东北亚土地上的海西和建州女真人，被挤压到了紧贴明朝辽东都司东边相对狭小的区域。
对于过去长期依靠渔猎为生的女真人而言，生存空间被挤压所带来的猎场丧失，直接导致过去的生活模式开始难以为继，这迫使女真人开始更多依赖土地利用率更高的农耕，这也就开启了女真诸部如何走向后金统一的历史。
女真各部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依然承认明朝为宗主国，但双方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相当复杂。女真出于对奴隶的需求，不断劫掠辽东都司，导致当地双方之间关系紧张，但同时女真各部又对辽东马市产生了相当大的依赖。
更重要的是，辽东地区的百姓，和女真之间实际上也并非是简单的掠夺和被掠夺者，双方不仅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由于许多辽东百姓本身也是女真人，因此他们和建州和海西的女真人之间，往往存在着血缘和文化上的联系。
比如像后世比较知名的佟养性所属的辽东佟氏，这一家族就依托自身的女真人属性，成为游弋辽东和建州之间的富商豪族。
而从辽东都司的角度来说，接纳女真部落归附也是一笔比较划算的买卖。一方面这些女真部众可以直接成为辽东都司新的兵源，女真人的归附，也会造成建州和海西的人口流失，削弱当地的女真人势力。
而且像辽东佟氏这样，保持着双面身份的女真豪族，他们在明廷强势时可以是明廷对建州、海西的情报来源。而在女真人强势时，也会极为顺滑地成为隐藏在明廷内部的定时炸弹。
比如说着名的萨尔浒之战，有人希望努尔哈赤被干掉，当地势力可未必希望努尔哈赤完蛋。
所以这一战看似是杨镐错误指挥胡乱分兵，实际上是作战计划被泄露，努尔哈赤有了对方的作战计划，想失败都难。
再比如，后来的王化贞派毛文龙到敌后去打游击。这一打之后，王化贞和毛文龙发现努尔哈赤的统治外强中干，他们认为此时发动进攻是有可能取胜的。
但是，王化贞忽略了一点，当地势力未必和他一样希望后金完蛋。结果，广宁之战，当地势力成员孙得功骗取王化贞信任后拆台捣蛋，导致王化贞广宁惨败。
然后就是熊廷弼从他镇守的广宁撤退时，五十万石军粮没有销毁，全部落入建奴手中。要知道，当时建奴的经济状况可是一直很不好，只要不出去抢掠，粮食供应马上就会出现问题。
当地势力的如意算盘是，王化贞惨败，自然得王化贞背锅，熊廷弼丢失五十万军粮，自然也就不是什么大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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