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数天的水上行程之后，胡文霆一行来到了一座大城旁边，船队也停靠在码头稍事休息。当叶绍袁有些兴奋的指着远处的那座城市，告诉胡文霆说那就是苏州府城时，胡文霆还有些恍惚。
因为，他自从魂穿到大明以来，基本上都在北方一带活动，除了京城之外，他所见到的大多都是一些萧条破败的景象，而眼前无比繁华的苏州府却完全刷新了他对大明的一些印象。
于是，他就顺口问了叶绍袁一句：“这就是苏州府？”
看到胡文霆有些恍惚的样子，叶绍袁有些得意的回答道：“是的，大将军，这就是苏州府。”随后，他又开始滔滔不绝的向胡文霆介绍起来，苏州府城可以称得上是大明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了。
其人口规模，在洪武二十六年进行统计时，有编户四十九万一千五百一十四，人口二百三十五万五千三十。弘治四年的统计数据是，编户五十三万五千四百九，人口二百四万八千九十七。在万历六年时，统计有编户六十万七百五十五，人口二百一万一千九百八十五。
苏州府城建在太湖平原的中心位置，下辖一州七县：吴县、长洲县、常熟县、吴江县、昆山县、嘉定县和太仓州(领崇明县)。所辖范围内水网稠密，大体均属于太湖水系。
湖水从西部的山区丘陵和南方的大运河而来，在苏州府沿湖一侧打开了密集的泄水口，各条水流又主要经胥江和吴淞江两路向长江汇聚，在苏州府境内拉开了一张由西南向东北的自然水系。
水系的流向与地势相吻合，苏州府西高东低，西南的滨湖丘陵系天目山余脉，其海拔高度均在数百米之间。
西北为苏锡平原区，地势平坦、河网稠密、土质肥沃，为传统的水稻种植区。东南和东北属于低洼圩田平原地区，海拔仅为数米，大部分处于洪水位以下，也是湖荡最多的地区。
后世因大阐蟹闻名于世的阳澄湖、因韩世忠抗击金军而闻名的黄天荡等均在苏州府境内，其所属地块也就被湖泊挤压分割，较为破碎。而越过湖荡区的更东北和东南位置，地势又略高于府城以东。
故而在传统的以水稻种植为主业的时代，尽管江湖之间平旷广袤，但苏州府城外的人口分布非常不均匀，西稠而东稀。
在朱棣迁都北京并完成大运河的疏浚工作之后，位于北京的大明中枢以及京城的诸多百姓依靠的是“漕吴而食”，也就是说京城粮食的主要来源就是苏州一带。
根据万历《明会典》统计，洪武二十六年，全国纳税土地八点五亿亩，税粮近三千万石，而苏州一府，田地不到一千万亩，实征税粮近三百万石。换言之，苏州以百分之一稍多一点的土地，提供了将近百分之十的税粮，苏州府亩均纳粮额是大明全国平均水平的八倍以上，苏州府也因之成为了漕运中心。
按照一般的经济规律，在如此沉重的实物税下，苏州府所辖的广大乡村地区应该迅速陷入疯狂的土地兼并之中，成为一个以大地主为核心，无地佃农为人口主体的社会。
而其中的一些大地主又往往会迁居中心城市，成为城居地主，乡村地区的生产者剩余会被城居地主们在中心城市消费掉，在孕育出繁荣的消费城市的同时，完成城市对乡村的掠夺，留下一片破败贫穷的乡村地区。这样的故事在人类历史上的各个朝代中，曾经无数次的发生过。
但明代老朱同志发明创造的严苛徭役制度与里甲赋役系统，为了防止流民的产生，在制度设计之初便将农民的活动范围严格限制在了乡、都、区这一级区划上，《大明律》又进一步承认了贱籍制度，扩大了破产对农民的影响。
事实上，在明代的前二百年当中，苏州府的农民们也确实如前文所说的那样。比如在嘉靖时期，就有官员上书描绘当时的江南地区：“苏、松、常、镇、嘉、湖、杭七府财赋甲天下，而里书豪强欺隐洒派之弊在今日为尤多，以致小民税存而产去，大户有田而无粮。”
而一些出身高级官僚的大地主，也完全无视了《大明律》对其蓄奴的限制，门下蓄奴数以千计，比如徐阶，其家族拥有的土地以及奴婢数量简直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
而对于大明朝廷来说，大地主在江南的肆意兼并带来的恶果首先就是财政危机。
因为明代立国之初的农业税制度的设计上，主要分为田赋和徭役，徭役多寡又主要以男丁数量为编制依据。
在一个普遍是自耕农的田园社会中，这种农业税制度是相对公平的，也会鼓励拥有余丁的家庭去开垦新的土地，进行农业扩大再生产。
同时，田赋主要由保甲粮长进行实物征收，再解送至官府，即所谓的“民收民解”，官府于是可以不设置下乡税吏队伍，这也大大节约了官府的征税成本。
但在经历了数次大规模的土地兼并之后，这套农业税制度就无法适配了：徭役方面，失地农民已经没有维持生存的生产资料，却还要承担徭役，每一个活着的男丁对于家庭而言不再是劳力，反而成为了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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