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郎官叫郑吉。
刘询即位数年后，郑吉和一个叫司马喜的校尉军官受命到丝绸之路北线的渠犁（今新疆库尔勒，在轮台东边，距离不远）去搞生产建设兵团，主要目的是为西域诸国与中国来往的使团提供补给和护卫，应该说大部分还是出于和平目的。
生产建设兵团规模也不算大，一千五百人。兵源基本都是国内的犯人，当然，犯人发配到边疆当兵也是中国的老传统了。
车师和匈奴接壤，所以一直是匈奴的马前卒。昭皇帝最后一年也就是刘询即位第一年，汉军十六万驰援乌孙进攻匈奴，前文有提及，当时的车师王迫于形势宣布和匈奴断交。
几年后，等到他死了，新车师王乌贵继任，匈奴趁机对乌贵施加压力，乌贵被逼无奈只好重新和匈奴联姻，相当于车师和汉朝断交了。车师国军队受匈奴指使，截杀汉朝和西域来往使团的事情时有发生。自傅介子刺杀楼兰王之后，这种事第一次出现。
郑吉和司马喜就是这时候去的渠犁。
这俩人并没有接到作战的命令，但是他们俩怎么看车师怎么是个麻烦，与其费劲护卫来往使团免遭车师截杀，不如把车师干掉来得彻底。车师在渠犁东北方，距离也不远。
于是他们俩在没有诏书的情形下，以帝国之名义，从丝绸之路北线，也就是天山南麓的诸小国借兵，凑了一万多联合国军，加上自己的一千五百人，对车师发动突袭。
当时中国的驻外军队就是这么做事的。
突袭成功，车师王乌贵宣布投降。
匈奴反应迅速，发兵复仇，郑吉和司马喜毫不犹豫，率军迎战。
刚刚前文提到匈奴在这一年遭受天灾，实力严重折损，所以匈奴也在犹豫，因为一旦和郑吉开战，很可能招来汉朝的大规模报复。
最终双方都保持了克制，不了了之了。
乌贵被夹在中间，两边没法做人，他怕匈奴人把他杀了，无奈之下抛家弃子，一个人流亡到了乌孙国，乌孙当然是汉朝的姻亲国。
郑吉得到消息后，立即把乌贵的老婆孩子全部送到了长安。乌贵只好老老实实做起了汉朝的子民，复辟的可能性没了。
郑吉和司马喜回师渠犁。匈奴人又跑来了，这次不是进攻，是收编，组织大量车师人向东迁徙到匈奴境内，还给他们立了一个叫兜莫的新王，他是乌贵的弟弟。匈奴这是在充实自己的实力。
车师故地基本空了，郑吉派了三百人去那里屯田。
这一年是刘询第八年，霍家彻底覆没就是这时候的事。
两年后，匈奴的实力稍稍恢复了一点，不安之心又起，国内的好战派撺掇虚闾权渠把车师故地抢回来，这一带土地肥沃，让汉军占着心有不甘。
虚闾权渠同意，发兵进攻车师故地。屯田兵立即报告郑吉。
郑吉这时的生产建设兵团已经发展到七千人，有四周小国的人来归附的，也有国内陆续发过来的犯人。
郑吉率这七千人前去救援，到了车师故地即被匈奴军队包围。
郑吉没有惊慌，因为他身后有一个强大的帝国。
郑吉一边积极组织防御，一边向长安发信求援。
刘询把以赵充国为代表的军方领导人叫来开会，研究这个事要怎么处理。当时羌人还没闹事，赵充国还在长安。
军方的意见非常一致，打匈奴，围魏救赵，抄他后路。又不是没打过，熟门熟路。
刘询有些犯难。他不喜欢打仗，他对匈奴也没什么兴趣，他的兴趣是遴选考察公务员，把国内弄得有条有缕。
他瞧瞧军方的最高领导人国防部长张安世，张安世低头不语。自从霍光一死，刘询把他提上来以后，张安世几乎就是只做事不说话，而且尽量不做决策。当然这是张安世求自保，不能怪他。
刘询想要不就打吧，国际关系也好打仗也好这些事我也不太懂，不好乱发表意见，军方的人都这么讲了，连资格这么老的赵充国都说应该打，怎么拒绝。
刘询就在朝会上把这个事说了，我们要出兵抄匈奴的后路，救援郑吉。
丞相魏相跳了出来，严词反对。
魏相说，打匈奴是个太大的事情，一旦出兵就是上十万的规模，少了又不管用，消耗大得不得了，军旅之后，必有凶年，无论胜败，都会产生非常恶劣的后果。这几年匈奴并没有进犯边境，有不留神进入匈奴领土的汉人百姓，匈奴人也都是客客气气遣送回来，所以我觉得匈奴这次围郑吉，绝对不是因为他们要跟郑吉跟汉朝过不去，他们只是看上了车师那块地。郑吉去救场，匈奴人打的话有顾虑，不打的话又不甘心撤军，丢面子，只好在那里围着。我们要做的就是给匈奴人一个台阶，让他们顺着下来，撤军。车师那块地送给他们，就是最好的台阶，本来也不是我们的地，我们老占着不放，会在西域诸国里产生不好的影响。为了那么一块几千里地以外的地，跟匈奴人干一仗，太不值了。解决问题的途径有很多种，一张嘴就是打仗，师出无名啊。希望陛下再考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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