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疲惫之师尚未喘口气，就被投入雨花台二线阵地。
更令人痛心的是新兵补充，三万余名仓促征召的南京本地青年，多数人连枪栓都不会拉，只能在老兵监督下进行战前速成训练。
教导总队教官刘明章看见有个娃娃兵在城墙根呕吐，上前询问时发现对方才十六岁，战前是中华中学的学生。
指挥体系的重构更显悲凉。
卫戍司令部将南京划为六个防区，但电话线屡遭日军炮火切断，传令兵死亡率高达三成。
不得不启用明故宫机场的航空信号灯作为备用通讯手段，紫金山顶的教导总队观测所则用旗语与各门联络。
后勤补给的断裂使守军陷入更深的绝望。
军需处长清查仓库时发现，步枪弹药仅够支撑三日作战，重炮炮弹不足五百发。
更严重的是粮食短缺，原计划坚守两月的储粮，因难民涌入已消耗大半。
守军开始宰杀运输队的骡马，医学院的实验动物也被端上餐桌。
医疗资源的匮乏催生人间惨剧。
中央医院地下室挤满两千余名伤员，麻醉剂用尽后，截肢手术只能靠绑住伤员强行进行。
精神压力的积累比物资短缺更摧残人心，军官阶层同样承受着巨大煎熬。
卫戍司令部的地下掩体内，参谋们在地图上用红色铅笔标注失守阵地，当红圈逼近城墙时，副参谋长余念慈突然砸碎墨水瓶：“画什么画！明天鬼子就站在这里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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