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在地主们疯狂侵占民产期间，他们仍顾虑到上层的蒙族贵族手持刀兵虎视眈眈。
他们虽不是保护平民免受剥夺的利益守护者，只是意图分食这片肥沃之地。
然而他们凭借实力在某种程度上遏制住了地主们的野心，使之在土地兼并的过程中保留了一定的约束力。
而当明朝在朱棣建立时崭露头角后，这个层面的力量威胁消失，贪欲的本地领主们在广阔天地中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发挥空间。
此时的士族尚未强大，在明代开国初期这一阶段，士族阶层还显得颇为弱小。
士人的弱势意味着小地主甚至失去了翻身的机会。
作为从最底层一路奋斗而来的 ** 朱棣深知此理。
人心并不由那群四散在田间、个体无法聚集成团的劳动阶层所掌控——真正的人心构成是由握有一定资源的小地主人群构成。
在战场上，最终决断的是财力、物力，而这些贡献者，恰恰就是已将民众的汗水榨取完毕，掌握了这些财物的微小地主们。
这群将他人劳动成果据为己有的人不仅缺乏足够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的资源，一遇到动荡局面，就成了那些更大规模觊觎者的首选攻击对象。
尽管他们个人缺乏反抗的力量，但是如果他们聚合在一起，则具备一定的抵抗力。
这种既稳定又充满变化的组合便是“人心”的象征，简单来说，当一群小地主集结在一起时决定支持某人，短时间内该人选便能在当地获得巨大的影响力与话语权。
因此在此处排除大地主的原因，在混乱时代的大环境促使之下，它们自然倾向参与到政治权力的游戏里去。
他们的目的是吸引更多小地主的支持和凝聚“人心”，而并非将自己归结为此。
如今的朱棣明显察觉到，在洪武十三年这样一个关键节点上，小地主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
无论是当年与他一同建功的众多有功人士，还是后期投靠过来的大地主阶层，都显露出同样的窘迫之象，而他们却似乎正逐步走向衰败与消逝之路。
在大明推行休养生息政策的这十多年里，利用手头现有的权势和资源，不断地在进行土地兼并。
这不是皇帝仅从上奏文件里捕捉的流言蜚语，更是一份份各地密探报告汇总后触目惊心的事实数字。
在别处发生的土地兼并，对于朱元璋不过是通过斩草除根来维持局势稳定，将其视为一种临时性的压制手段。
然而发生在故乡——凤阳——的那种更为严峻和可怕的局面，超出了他在短短几个词汇就能轻易解决的范畴。
当年与自己共同开创帝业的老战友，已化身为凤阳这一方土地下最大的土地霸主，“说凤阳，道凤阳；凤阳乃佳乡。
十中之九荒” 的民间俚语，正是描绘的这般景象。
当锦衣卫带着这首令人心寒的童谣呈报于朱元璋面前时，这位帝国的最高主宰，怒气汹涌，其火光似乎照亮整个朝廷，爆发在这座金碧辉煌的大厅之内。
认识到当今天骄势力的贪婪无度后，朱元璋并未待准备妥当，果断将祸患源头胡惟庸剔除掉。
他的初衷或许是为了救治朝中已然病入膏肓的政治环境；然而更深远的意图，实则是彻底铲除 ** 的根源。
望着北方的方向，朱元璋明白此时在北平守卫封疆的大儿子，朱棣，已经成为他手中最为关键的赌注之一。
如果四公子真能妥善执行《论藩》，为大明带来了焕然一新的繁荣景象，无疑，朱元璋将拥有掌控全场的力量。
目前，他已将自己的有限赌注，一部分投掷在长兄朱棣身上。
与此相对的是京城内部，作为老二朱允炆的心腹和线人，姚广孝这次将所有筹码全部赌在了胡轲身上。
他清楚与北平王的合作，表面风光背后却是摇摇欲坠，毕竟这合作如同一场利益的交换，并无朱允炆对姚广孝绝对的信任。
过去数年，两人共同经营的局势尚未达到完全依赖对方的程度，而姚广孝同样缺乏足以让北平殿下完全信服的战功。
现在，决定一切的关键时机来临，对这场较量至关紧要的情景不容半分疏懈，更不用提在目睹胡轲的窘况后，姚广孝的心理也陷入了空前的紧张之中。
最后，胡轲留下的一句话犹如一枚尖刺，深深地扎进姚广孝心中，使其全身的汗毛都为之颤动不已。
无论是最初只向燕王赋予了十载的就职时间，亦或是改动封国开支由朝廷与封王平分，这二点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错误，它们既可以维持权力的均衡，又能确保王爷不会受困于即将收回的家庭产业。”
胡轲伫立在栅栏边上，条分缕析地解释道。
此时的不只姚广孝内心的焦灼加剧，即便是作为发言者的胡轲，也感受到了同感的压力。
命运将自己穿越至这个时代，在华夏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扮演关键的推动者角色，似乎已是无法逃脱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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