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率地说，迄今为止我对于销售这个行业多少还是有些无感的。
尽管在这淌“浑水”里已经摸爬滚打了足有三年多的时间，内心就销售这个工作的认知和理解，可以说是在不断的刷新，以及不断的推翻中逐渐构架而成的。
做到今天，谈不上有多大的成就，但还是有些感悟在的。
因此，我不歧视这个职业，但也说不上多热爱。
只能说，就大环境而言，在这个以销冠为尊，以事业合伙人及创业为目的的行业背景下，我这三年下来的所学所闻及心得，几乎跟这些被绝大多数同行竞相追逐的名和利不沾半点边儿。
可以说，我不算一个受业内普遍认可的“好销售”。
当然，自扪也不算是一个太失败的销售。只是我有我自己的想法和看待问题的方式。
我的不“优秀”，是建立在跟大多数人思想不在同一维度上而被盖棺定论的。
不讳言的讲，我不算是一个对钱有太大需求的人。
倒不是因为我钱多花不完。
恰恰相反，我并不算是一个有钱的人，属于妥妥的月光族一枚。
父母都是国营单位的工人，比起同龄人的父母多是附近农村的农民，或是在外奔波的打工族，单从这点来看，我的童年是不缺乏父母陪伴的。
当然，这方面也绝离不开我爷爷和姥爷他们那代人的付出和努力。
爷爷和姥爷那代人都生于战乱之年，正值日本全面侵华，抗战爆发前后，可谓朝不保夕。
我爷爷的父亲，据说是一名国民党下层军官，职务是连长还是排长，具体记不清了。后来也牺牲在了抗日战场上。
具体牺牲时间不明。
年份应该是抗日战争进入到相持阶段的1941年，也是抗战最为艰苦的一段时期。
那年，我爷爷才刚满5岁。
我依稀记得爷爷在世的时候，曾不厌其烦地讲述过他孩童时期遇见日本鬼子的情形。
他说第一次见到日本鬼子，还是在老家连云港板浦镇。
那时，连云港作为日本某海军舰队增兵的主要登陆点和军事驻地，在抗战全面爆发初期就过早的被日军所占领。
因此，自爷爷记事起，貌似在连云港及周边等地区就再没爆发过较大的军事行动。
他第一次见到日本兵，是在他三四岁的时候，那时已差不多进入到1940年。
久无战事的连云港，似乎只是换了一个临时负责该地治安和制定政策的政府。
在那个普遍文盲率占比较大的历史背景下，亡国奴的概念并没有深切地植入到每个中国人的思想当中去。
加上日军又在连云港制定了一系列混淆视听的“亲民”政策和所谓的“日中亲善”的宣传，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的日占区大肆推广和实施。
像什么背腿脚不便的老妇过桥啊；像什么跟农村妇女们促膝谈心啊；给小孩儿免费做体验、送糖吃呀……
这几乎成了他们用来打心理战和回应国际舆论的最好方式。
而据爷爷的回忆，他当时也成了被日本人“优待”的对象。
在一次上街赶集的途中，就撞上了两名日本军曹。
带他上街的人好像是我爷爷的舅舅。
据说，那两个日本鬼子军服穿的很松垮，感觉像是刚从被窝里出来似的，帽子戴的也有点歪。
按照爷爷后来调侃的话来说，这哪有点正规军的样子，感觉比保安团的伪军强不到哪儿去。
但对于这俩鬼子来说，见到我爷爷的那一刻，就好像星探在马路上游走时，偶然发现了一位形象和气质俱佳的未来的明星种子选手一样，瞬间两眼放光，并挡住了我爷爷和他舅舅的去路。
没错，对鬼子而言，他们迫切需要的宣传素材来了。
所以我至今都严重怀疑，那时候常驻日占区的小鬼子们，除了日常巡逻和训练外，是不是也有一定的考核指标？
就跟一些销售公司在薪资标准这块儿，设置了好几个门槛儿。
每个月加好友多少多少、电话沟通数量多少多少、文案创意多少多少、每月销售业绩不得少于多少多少。
哪样没达标，就扣上一笔。
销售公司以流量和业绩回报作为考核指标，那这些鬼子兵没事儿在大街上瞎转悠，保不齐也是在为完成上司分派给他们的指标和任务，而寻找属于他们的“意向客户”。
若真是如此，那么当时的爷爷，作为一名正儿八经少不更事的小屁孩儿，自然成了日本鬼子的“团结对象”和“宣传委员”。
爷爷说，那俩日本兵就横在他面前，俩人背对太阳，遮住了阳光，让他格外瘦削的身板儿顿时变得更加晦暗了。
站在比自己要高大许多，穿着怪异，一脸坏笑的陌生人面前，内心居然蓦地爆发出一股强烈的自我保护欲，下意识地知道往舅舅身后躲……
俩日本兵似乎看透了他的心思，有意表现的十分和蔼，冲他招招手，笑吟吟地说：“小孩，不要怕，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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