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科科长在自己管辖的食堂里吃顿饭，还会掏自己的腰包，这话说出去没几个人相信。
与其无法自证清白，不如躲的远远的。
那天我确实高兴，同事们也闹的很凶，排着队轮番敬酒，我只抵挡了两轮，便放弃了抵抗，彻底放开了，最终不出意外地被就地正法，完全失去了意识。
同事有些害怕，借用矿调度室的值班车辆，把我送到了医院，挂了整整一夜吊瓶，直到第二天中午，我才摇摇晃晃的下了病床。
事后不久，有次去书记办公室汇报工作，郭民选书记似乎无意中提到这茬，说年轻就是好啊，要是我遇到你这种情况，不到一个小时，被人灌下去三斤多烧酒，怎么也得躺两三天才能下地，一个礼拜内，很难好好工作。
郭书记这话看似开玩笑，其实我知道领导是在委婉的批评，说我年轻，不知道节制，分不清孰轻孰重。
书记的话让我无地自容，暗地里发誓，以后绝对不再干这种蠢事。
人在煤矿，身不由己，不喝酒是不可能的，但可以自制，严格把握尺度界限。
从那以后，我学老实了，无论在什么样的酒场上，绝不逞强，也不接受任何人的挑战，总量绝不超斤半。
有一次，地方上的领导来矿交流，杨树林点名让我陪他接待，一开始地矿双方把酒言欢，桌子上的气氛很友好。
古城县的干部知道煤矿的酒风强悍，他们自知实力不济，一般都是被动应战，很少主动出击。
那天是个例外，客人中有个以前不认识山东大汉，三巡过后，和杨树林飚上了，两人你来我往了很多来回，竟然没有分出高下。
杨树林有些顶不住，让我替他抵挡一阵子。
我当时已经陪其他领导喝了不少，快要达到自定的量限，只好硬着装怂，说我的胃最近不好，再喝恐怕要吐血了，请领导饶了我吧。
杨树林很不高兴，但我把求饶的话都说出来了，他也不好发作，只能挽起袖子重新上阵，继续和对方厮杀。
后来，再遇到重要的接待任务，杨树林再也不叫我上桌了，我这个行政科长，只有当服务员的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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