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正常更新了，结果又被ping bi了。我只能试一下这个yan割版本）
贺鸣也走过来，盯着景春莹手里那张顾老太太的“画作”。
“像康定斯基的画。”贺鸣轻声喃喃。
景春莹一琢磨，点头道：“真的，点线交融，红黑碰撞，的确像那个俄罗斯画家的作品。”
林先生诧异地看向贺鸣：“贺律师，你还懂画？”
这一屋子普通人类，哪里晓得，贺鸣脑中的芯片里，装了整个西方艺术史。
贺鸣解释的话术，与当初在黄山小村里对景春莹的解释一样：“哦，家里亲戚是教美术的。”
顾老先生则礼貌地否定道：“恕我直言，两位的猜测，应该方向不大对。我爱人，她文化水平不算高，只读过小学，退休前，一直是在乐团做勤杂工的，我们两边的家中，没出过画家，这么多年来，我也没见她对美术有兴趣。”
景春莹若有所思道：“康定斯基这个画家，就是把自己作品中的色彩与形状，比作音符。顾伯伯，您爱人是在哪个乐团工作的呢？”
“上海交响乐团。”
顾老先生话音刚落，会客区方向，就传来顾老太太“咿咿呀呀”的声音。
几人转头看去，只见老太太指指室内绿植上的一大片迷你红灯笼，又指指自己的锁骨位置，对寸步不离自己的女儿，略带发音困难地表达：“好看，好看。”
景春莹很快站起来，抱着iPad走过去，用电容笔迅速地画出一个红宝石密镶灯笼吊坠造型，外加一个围钻的椭圆红宝石吊坠造型，然后比划着自己所戴的温扎矿红尖晶毛衣链，对顾老太太温声细语道：“阿姨，您想做一个灯笼的坠子吗？还是说，你喜欢红色，这样简洁的造型就可以？”
顾老太太没有抗拒与景春莹的目光交流，而且似乎理解了她的问题，将两个图纸和她脖子上的实物，都打量一番，明确地摇头。
景春莹完全没有气馁，而是趁热打铁，拿来夹着白纸的画板和几支辉柏嘉彩色铅笔，交给顾老太太：“阿姨喜欢什么样的，要不画给我看看？”
不出她所料，顾老太太一把抓出红色与黑色两支铅笔，孩子般兴致勃勃，在画板上“创作”一番。
虽然画得歪歪扭扭，仍能教人分辨出，红色的都属于圆球形，黑色的都是线条。
与老人先前画的图案，风格完全一样。
景春莹在iPad上搜索了几幅康定斯基的作品，给老人看，老人瞟一眼，毫无反应，继续埋头画她的“红与黑”。
顾梅附身道：“妈妈，你告诉这个小妹妹，你画的是啥？她可以给你做条好看的项链。”
老人忽然把手放到嘴边，发出“嘘”的几声，示意女儿安静。
顾梅无奈地对景春莹耸耸肩。
景春莹用口型表示“让老人家画”，然后走回工作台。
“顾伯伯，林先生，我对阿尔茨海默症有些粗浅的了解，听说病人反倒对很久以前的人与事，记得很清楚。我可以问一下，伯母少女时代的经历吗？以及，她和顾伯伯您，是怎么认识的？”
女婿林先生闻言，迅速地看向岳父，面色似有谨慎的参详之意。
顾老先生倒坦然地回应女婿：“没事，都过去那么多年了，无可不对人言。”
他看向景春莹，语气沉缓：“邪恶并不总是由那些魔鬼般的大/人物所为，而是可能源自普通人。这些普通人缺乏独立思考和道德判断力，是大规模犯罪得以实施的基础。这，就是平庸之恶。”
“汉娜·阿伦特？”景春莹脱口而出。
“哦？景小姐，你对哲学也有所涉猎？”
“我爸爸的研究方向，是欧洲20世纪的女性思想家。波伏娃和阿伦特，都是他的主要课题。我听爸爸提过，二战后，对德国法西/斯进行审判时，阿伦特提出了平庸之恶的理论。”
景春莹回答顾老先生时，心里越发好奇。
老先生的谈吐气质，都像那个年代的老派知识分子，他是怎么与“只有小学文化”的顾老太太结为鸳侣的？
顾老先生没有让景春莹疑惑太久：“景小姐，我提汉娜阿伦特，是因为，平庸之恶，也给我们顾家带来了灭顶之灾。我是五零年出生的，上头有个大我10岁的姐姐。我们的父母，都是外语翻译，家庭条件还可以，邻居中又有钢琴家，所以我姐姐四五岁的时候，就开始学钢琴了。”
顾老先生平静但细节真实的叙述，引领景春莹，进到上世纪中叶的情境中。
那是许多个知识分子家庭突然遭逢厄运的时代。
一夜之间，诸多在文学、科学、艺术等领域堪称大师乃至宗师的人物，生命戛然而止。
一同赴难的，往往还有他们的家人。
顾家，便是如此。
顾老先生的身为翻译家的父母，以及身为青年钢琴演奏家的长姐顾澄音，由于忍受不了莫须有的罪名帽子和身心双重侮辱，在被浸透了“平庸之恶”的学生们公开揪斗后的一个秋夜，绝望地回到家中，打开煤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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