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检特意解释了这两个政策的性质。
总的来说、封建王朝主要税收还是人头税，也就是俗称的“丁税”，其次才是田赋和各种税收。
大明实际的田赋税率很低，三十税一的税率，几乎所有封建王朝都望尘莫及，堪称最低的田赋。
但朱由检很清楚，古代农民负担大头从来不在正税上，特别是明朝。
如果只看明朝的税率，再和欧洲那动不动三四成甚至一半的税率比，那大明是大大的仁政。
但农民除了税收和地租，还要负担徭役，那可是动辄几个月让你自带干粮的义务劳动。
一旦误了农时那负担就会陡然加重，还要负担比正税高几倍的“耗”。
除此之外，百姓还需要变相的负担各路官员迎来送往的摊派，以及出去赶集有榷关税。
不仅如此、明朝货币体系也是稀烂，农民手里有粮食，有各种农副产品，但是没有银子，毕竟银子和铜板地里不长，甚至一般小地主也未必有多少现银。
这种社会经济模式，导致平常收实物税也罢了，但例如崇祯加派三饷等要收百姓现银的情况下，百姓身上的负担会更重。
原因很简单、作为农民的你不能及时兑换到银子，因为那些奸商在这种时候会哄抬银价，因此农民实际的负担要比三饷账面上的多几倍。
还有其他各类杂项也时常催逼现银，平常可能一石粮食五百文，可交税时便往往要二石粮才能兑换到五百文。
所以古代税吏下乡鸡飞狗跳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这个税收模式，不是你简单的从钱包里掏出银子交给他就完事的，而是你要赶紧把辛辛苦苦省下的粮食高价兑换成银再缴纳，这里面有多少额外成本，可能只有受苦的农民和赚了银子的奸商才知道。
另外，由于大明是季风气候，而季风气候好在雨热同期，却坏在不稳定。
这就导致了大部分地区三年内基本是旱一年涝一年风调雨顺一年，风调雨顺那一年保不齐还闹虫灾。
这些东西在农业社会就很可能是三年里有两年大规模减产，一年丰收，勉勉强强支应而已。
所以、朱由检要把税收简单化，最简单的就是先确定摊丁入亩，将人头税从按户收取变为按田收取，随后将田赋定额在10%。
至于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的变法，则是指“官员地主也必须缴纳赋税”即废除官员、地主免税的特权。
只要废除他们的特权，大明七亿多亩田地，即便每亩只征收10%，但依旧能收上来上亿石粮食。
但这么多粮食如果要储存起来，以大明眼下各地的常平仓和官仓根本不够，因此必须要更简单的收税。
必须从实物税转变成银钱税，而大明没有那么多铜钱和白银来进行实物转银钱的库存，因此货币改革就迫在眉睫了。
银币和铜币必须产生，但面额不能太大，因为面额一旦大了，全国各地就会出现大量粗制滥造的假钱。
而之所以不用纸钞，也是朱由检在为老祖宗背黑锅。
宝钞被朱允炆给玩废了，大明百姓见到了纸质的宝钞就跟见到了毒药一样，避之不及。
因此、只有用金属压印的货币才能保证百姓基本的接受它们。
但是只解决百姓接受没有用，必须让货币流通起来，而怎么流通？这就是皇店该发挥作用的时候了。
柴米油盐酱醋茶，衣食住行……
这一切都是和百姓有关的东西，而想要推动货币流入百姓之间，最简单的就是将这些东西都官营垄断，只留下小部分的市场和皇店竞争。
一家独大往往是腐败而死，只有分庭抗拒才能长久保存。
朱由检不需要吃下全部市场，他只需要百姓可以把钱币花在皇店，然后让钱币流通就可以了。
时间长了之后，加上对于假币的打击，百姓自然而然会接受这新式的货币。
至于货币的防伪，则是可以避开储量大的赤铜，从而选择数量较少的黄铜、磷青铜、白铜等铜混杂银和锡来铸造钱币。
总之、朱由检所递交的奏疏，表面上是在说卫所的革新，实际上却用卫所的革新，牵扯出了货币和大明税制的问题。
朱由校看的十分入神，并且在考虑朱由检对于卫所革新，以及税制革新的可能。
不得不说、朱由检的想法十分完善，虽然不说十全十美，但最少也十全八美了。
定额田赋来减轻收税难度，减少税种。
而摊丁入亩和士绅一体纳粮、一体当差的政策更是让朱由校觉得眼熟，只觉得这政策像是张居正一条鞭法的延伸，不过要更加完善。
至于最后的货币革新，则是用皇店贩卖货物加田赋缴纳的方法，让百姓接受新的货币，利用皇店将市面上流通的历朝历代铜钱都收归国库。
这一整套流程十分清晰，唯一的问题就是需要运行这样的制度，所需要的人力和官员数量不在少数。
按照朱由检的意思来说，事情会在天启五年或者六年开始进行，而到时候燕山学子毕业的人数也突破十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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