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李有福家的年夜饭堪称多年来最为丰盛的一次。
李有福的父亲荣升轧钢厂车间副主任，这过年发的票据比旁人多出不少。
而李有福身为轧钢厂食堂采购代主任，手里的票据自然也充裕得很。
加之他的大姐、二姐、大哥以及母亲在各自岗位上也都有票据发放，往昔双职工家庭便已令人称羡，如今他们家足足有六人在职，在这南锣鼓巷一带，堪称声名远扬。
如此一来，他家的日子过得比别家滋润，旁人也只剩羡慕的份儿，毕竟人家家里有这么多人在厂里挣着工资呢。
六十年代的四九城，流传着一首朗朗上口的过年歌谣：“小孩儿小孩儿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日；二十五，冻豆腐；二十六，去买肉；二十七，宰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儿晚上熬一宿，大年初一满街走。”
李有福的母亲早早就将歌谣里提及的年节事宜准备妥当，昨夜阖家守岁，熬了整整一宿。
大年初一清晨，院子里的孩子们像是约好了似的，纷纷跑到李有福家拜年。
大家都清楚，今年李有福家的红包必定比别家更为厚实。
若不是母亲事先提醒，李有福压根儿就想不到要买红包这茬儿。
他本就不是小气之人，索性买了两百个红包回来，给父母分了一百个，自己留了一百个。
那些普通的低档红包，他每个里头都塞了两毛钱，专门应付到九十七号院来拜年的小孩子们。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一般人家给个两分、五分、一毛钱的红包就算大方了，有的人家甚至只是抓上一把糖果、花生瓜子当作拜年礼。
而李有福家，给孩子们的红包一律是两毛钱。
早上刚起来， 小妹李佑乐便对着全家人一顿的拜年 ：“爸爸过年好 ，妈妈过年好 ，大哥过年好 ，大姐过年好 ，二姐过年好 ，四哥过年好。”
短短时间，她便收获了六个大红包。
其他人的是多少 李有福不知道 ，反正他的红包里面，包了十八块八毛八分钱在里面。
这在当时来说 ，那可是超级大的红包了 ，相当于 好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
一家人刚把房门打开，没想到外面居然还守候着十几个等着拜年的小家伙。
“有福哥好！佑鑫哥好！李伯伯好！李叔叔好！”孩子们稚嫩的声音此起彼伏，热闹非凡。
每一个进门的孩子，都被热情地塞上两把花生瓜子，然后由李佑乐递上一个红包。
红包整齐地码放在一个大盘子里，由李佑乐逐个分发给孩子们。
等到把九十七号院的孩子们都打发走，李佑乐也一溜烟儿跑出去，挨家挨户拜年，准备把送出去的红包“赚”回来一些。
李有福也出门在院里转了一圈，给隔壁的姚奶奶、张大爷、郑大爷等人送上新春的祝福，拜了个早年。
八点半，一家人洗漱完毕，两辆自行车和李有福的三轮车满载着大包小包的礼物，向着上河村进发。
母亲王秀清精心准备的礼物堆放在三轮车上，李有福也未多过问。
在有些地方，初一给长辈拜年，初二回娘家，而在这四九城，如今初一回娘家也成了习俗。
李有福家情况较为特殊，娘家婆家都定在大年初一这一天，初二便不再走动。
这会儿，单位发了电影票，社区也组织了扭秧歌的队伍。
李有福的大哥、大姐都兴高采烈地去参加秧歌队了，二姐因抽不开身，留在家里操持家务，不然全家都走光了，这饭可就没人做了。
到了上河村，母亲王秀清带着小妹李佑乐，提着礼物去了外公外婆家，李君豪则骑着自行车与李有福先去爷爷奶奶家。
这般安排，方能周全，否则李君豪先去了王德松家，难免会落人口舌。
刚到院子门口，李有福便扯着嗓子喊道：“爷爷，新年好！奶奶，新年好！”
“乖孙子来啦！来啦！”奶奶在院子里估摸着李有福他们的行程，心里正想着应该快到了，这不，李有福的声音刚落，她就急忙赶到院子门口开门。
“佑乐又被你妈带去外公家了？”奶奶瞧了瞧，没见到李佑乐的身影，开口问道。
“奶奶，小妹被老妈带去外婆家了，一会儿就过来。”李有福笑着回答。
中午在爷爷奶奶家饱餐一顿后，一家人又返回了四九城。
从初一开始，各种饱含着浓烈革命元素的节目便你方唱罢我登场，竞相上演。
李有福也出门瞧了瞧，可他到底是个穿越而来的人，与旁人不同，无法像那些人一样沉浸在狂热的氛围中。
或许，这就是六十年代独有的时代印记吧。
无论是电影、话剧，还是各类表演，都弥漫着浓浓的革命气息。
假期转瞬即逝，初三刚过，大家便要纷纷返回工厂上班。
初三下午，一群公安同志突然出现，将九十五号院乃至李有福所在的九十七号院和前面的九十三号院都围了个水泄不通，他家前面的围墙边都有公安人员把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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