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殿是三省的办公地，理论上来说，方选这个尚书令应该在这里坐班。
但是每次一退朝，方选就溜出宫。一方面是宫外比较自由，不像宫内那么多规矩，各种行礼唱赞，搞得他头都疼。另一方面，是他故意韬光养晦。
现在国君对他好，一方面是他才帮忙除掉了黄信，另一方面是他确实有用。
但国君是会长大的，人心也是会变的，等到将来用不上他时，态度可就不好说了。
倒不如现在就做出表率，让国君觉得他并不贪恋权力，更不会威胁王权，如此一来，君臣之间反倒能相处得长久。黄信就是个反面典型，自以为权势滔天，对王权步步相逼，结果最后把自己全家逼死了。
类似的历史教训，方选见的多了，他可不想重蹈覆辙。
但是没奈何，他不想在宫里待着，国君却非要留他。先将他召到偏殿，又赐他落座，之后命人呈上茶水点心，一副要长时间商谈的架势。
见此情形，方选决定先发制人，起身拜倒说道：“启禀君上，微臣有一事相求。”
“爱卿快快请起。”国君忙道，“莫说一件，便是千件、万件，寡人也依你。”
方选站起来，一脸苦大仇深地表示，要辞去尚书令和谏议大夫的职位。理由很充分，一是他精力有限，光吏部的事情就够忙的了，尚书和谏议的工作压根腾不出手去做。二是为臣不应贪恋官职，像黄信那种一人位居九卿之三，属于奸臣所为，不应该鼓励。
不但如此，方选还建议，应该定下制度，将来大西国朝堂之上，一个臣子只能担任一个宰职，以避免再出现权臣。
一番话下来，说得有理有据。
国君思索片刻，表示方选以后只管吏部的工作，尚书和谏议的事情就不用管了，但是职位不撤，俸禄照领，也算是国君的恩宠。
随后又召来中书省的官员，立即拟定旨意，公布臣子不能担任一个以上宰职的法令。
作为国君，最担心的就是臣下威胁王权。对于削弱相权的建议，他自然乐得接受，于是立即开始走流程。
忙完这些，方选正要告退，却被国君拉住。
“爱卿曾言，乃是天外而来。”国君笑道，“想在天外，治理国家定有过人之处，不知爱卿可否讲与寡人听听？”
“哎呀，这不是经典的君臣论道环节嘛。”方选心道。
历史上有过无数次类似的场景，齐桓公与管仲，刘备与诸葛亮，赵匡胤与赵普等等。
君臣之间的一次对话，决定将来的治国方略。
所以方选必须谨慎回答，免得不小心把这个国家的发展带歪了。
于是低头沉思，国君却等得不耐烦了，再次出言：“我欲富国强兵，不知爱卿有何良策？”
“君上莫急，听我细细道来。”方选拱拱手，开始长篇大论。
对于如何使国家强大，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解法。
就说隔壁的夏国，国土只有越国一半，人口也只有一半多，却将越国按在地上狠狠摩擦。原因无他，只不过是采用了法家思想，极其注重功利。
在夏军中，将领打仗赢了就赏赐，打输了就贬职，士兵砍一颗敌军脑袋就升一级，敢临阵退缩的连坐全家。
严苛的法度之下，整个国家如同一台高效运转的机器，短时间内就能动员全国的一切力量。
反观越国，还处在分封制的阶段，面对外敌，很难团结一心，更无法调集全国的力量相抗衡。
但法家虽有优点，缺点却也不少。纯粹的法家治国，会极度迷信法律的作用，忽视道德建设，极端的专制导致民生疲惫，百姓苦不堪言，加上高度军国主义，会不断寻求向外扩张，永远有打不完的仗，能赢最好，各方都有好处可以分，一旦碰上强敌，那就只有灭亡一途。
在目前的时代，法家思想还是挺好用的，至少让夏国强大了一段时间。但对于方选来说，这都是封建糟粕，要论思想，自己随便拿点高中政治课的内容都能领先全世界。
于是开口说道，国家要想强大，前提是提高生产力，其次是梳理生产关系。
“何为生产力？”国君疑惑，“何为生产关系？”
方选先解释了两个名词的含义，见对方依旧不求甚解，之后用浅显的语言打比方。
生产力就是劳动力生产的能力，一个农民赶一头牛，假设用直辕犁一天耕地十亩，但换上曲辕犁后，一天可以耕地十二亩，那就说明耕地的生产力提高了两成。
如果所有农民的生产力都能提高两成，那么产粮的总量也就相应提高两成。也就能多养活两成的人口，或者将这两成粮食储存起来，应对饥荒和战争。
而生产关系，简单来说就是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如果全国的农田都被豪绅权臣霸占，那么即便粮食提高了产量，也到不了国库，遇到灾荒和战争需要粮时，国家依旧拿不出粮食来赈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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