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北方的大府府和蒙古接壤，出了大同就是蒙古人的地盘。这些年山西边境也算稍微安生了一些。但，时不时的会有蒙古人过来劫掠。
这个时期的百姓抗击自然灾害的能力也极低，时不时的旱涝、蝗灾、劫掠等，都会导致流民出现。
官员为了早日解决流民问题，只能向山西当地商会提前借支粮食。商会出粮稳住了稳定了山西境内的流民问题，这不仅是官员的政绩，也传播了商会的声誉，可谓一举多得。
等赈灾的粮食运抵，粮食自然又回到了商会手中。
此外，商会在提供粮食安抚流民的同时，会与官府共同制定以工代赈的法子。
商会、各地豪绅来出资，由流民来修路、修桥、修缮水渠。只要能修缮的物件，尽皆交由流民处理。然后根据流民出工天数、总体修缮进度支付对应工钱。
待官府的赈灾粮发下来，部分流民在官府的安置下，返回自己老家或者凭借自身手艺在新地方谋生。
历来的流民安置措施，刘卓大都听人说过。只是这次官府大力支持以工代赈（刘卓提出），让刘卓有些震惊。
刘卓向父亲询问后才知晓，各地的商人与当地的官僚士绅都是相互勾结、或同为一体的。
明初，朱元璋规定：“凡公侯内外四品以上官，?不得令子弟、?家人、?奴仆于市肆开张铺店，?生放钱债及出外行商中盐，?兴贩物货。”但是，四品以下的官员则不在禁止限制之列。
此外，大明律中明确规定，禁止官商勾结，也不允许官员通过自己的手里的权利去进行商业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官员利用权力获得巨额的财富的可能。
但是，朱元璋制定的官员俸禄压根就不足以维持官员的各种开销。因此，官商勾结、贪污腐败应运而生，层出不穷。
即便是在那个经济、政治、科技等发达的前世，腐败也无法杜绝，贪官也判之不尽。
商人没有地位，当官的又缺钱，两者很容易就勾结到一起。商会每年支出的银两基本上培养了大量心向晋商的官员（多个省份都是如此）。
以工代赈，这种利己利他的好事，当官的自然不会拒绝，他们乐见其成。
商人历来地位低下，有时候还会被当官的无端勒索，勒索到最后，倾家荡产都是轻的，所以就官商勾结。刘卓渐渐的也明白了明末的党争为什么那么厉害，每个党派的背后都有着自己利益团体。
朝中的东林党与江南、东南地区的商人有着太多的利益纠葛，有时候士绅本身也就成了商人。东林党的根基在江南，东林党压根就不想朝廷在东南征税，更不想交税。
面对朝廷收税，江南的士族豪绅只能交一部分拖延一部分，以致最后拖欠的税银越来越多。朝廷也只能将征税的对象转嫁西北及中原地区的百姓身上。
刘卓通过父亲知道了现在是万历年间，应该是万历后期了，具体哪一年也没问。刘卓大概清楚了，再过二十年，或许不到二十年，整个北方饥民遍地，瘟疫横行。
刘卓隐隐记得，大概是崇祯还是天启年间，全国大规模的两轮干旱，持续时间长达八九年，基本上全国各地都受到了影响。
随之而来的鼠疫（欧洲的黑死病）、蝗灾、旱灾等各种灾害，老鼠没粮食吃啊，就出来找东西吃，有人看到老鼠不处理直接就活吃，鼠疫就产生了。
到了崇祯晚期，北京城基本上没啥人了，鼠疫折腾过后，北京到处一片萧瑟，处处都是出殡的。也难怪李自成没有废什么力气就打下北京城。
“走一步看一步。”刘卓自言自语道。
望着自己画的地图，刘卓看了看京杭大运河，这个时期，南方粮食多，北方河南、山东等地也是粮食大省。可以通过京杭运河运粮食，走水运，将江南的粮食运到北方。
运河运粮食、私盐，再弄个海上贸易，应该能赚的盆满钵满。
这些年，通过自己的建议与父亲的努力，扣除开支花销，刘父积攒了丰厚的家底，折合下来已积攒了近二十万两白银（铜钱占了近小半，还有部分白银与黄金）。
明朝的白银产量不多，国家收不上钱粮，是因为白银（部分豪绅士族将田地卖掉做生意，从而达到避税目的）都在各地的士绅大户手里。
其中，江南的豪绅手中的银两比皇帝个人还多，老百姓手中基本就没啥钱，朝廷对此无可奈何。
明朝说到底还是与士绅共天下，非与百姓共天下。朱元璋实施的粮长制，也多是由当地的富户地主担任。不过到了中后期，因无序的土地兼并以致无粮可征。
电视里的豪言“大明朝是天子与百姓共天下，非与士大夫共天下”也就听听，当不得真。
朱元璋其实也知道江南富庶，所以对江南地区征收重税。税收再重，只要能活下来，谁又会去造反？
但是后世儿孙不争气，明末时期，南方拖欠的银两甚至都收不上来。朝廷没钱，边关士兵哗变，多地百姓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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