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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叛乱前期：从追随者到独立领袖
（一）安史之乱的初期布局
公元755年（天宝十四年），安禄山联合史思明等人发动叛乱，以“讨伐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今北京）起兵，揭开了“安史之乱”的序幕。这场叛乱不仅规模宏大，而且准备充分，安禄山掌控着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军政大权，拥兵二十万，其中有大量胡人士兵，战斗力强。史思明作为安禄山的得力助手，被任命为先锋将领，率军南下。
史思明在此阶段展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与领导力。他指挥叛军攻城略地，迅速占领了河北、河南等地的多个关键城市，威胁到了唐朝的统治中心——长安与洛阳。在与唐军的多次交锋中，史思明凭借其灵活多变的战术与果敢的指挥风格，多次取得胜利，为安禄山建立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叛军的进攻迫使唐玄宗仓促应战，朝廷内部由于长期的腐败与派系斗争而应对失措，使得叛军迅速扩张。史思明在这一过程中不仅积累了实战经验，还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声望与影响力，为日后成为叛军的核心领袖打下了基础。
（二）反叛复起与实力扩张
在叛乱初期，史思明积极配合安禄山的战略，协助其建立政权，称帝“大燕”。然而，安禄山的军事扩张过于急躁，加之唐朝的反击逐渐增强，叛军开始面临严峻的挑战。公元757年，安禄山在洛阳被部将李猪儿刺杀，叛军群龙无首，陷入混乱。
在此危急关头，史思明果断采取行动，与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合作，击败了唐军的部分反击，并趁机稳固了叛军在北方的控制。然而，史思明并非满足于做安庆绪的副手，他在与后者的交往中逐渐培养了自己的野心。不久后，史思明与安庆绪之间的矛盾激化，史思明以“清君侧”的名义诛杀安庆绪，自立为帝，建立独立的政权，与唐军及安庆绪余部展开对抗。
史思明称帝后，改国号为“大燕”，并自称“应天皇帝”，试图通过强化自己的统治合法性来巩固权力。在这一过程中，史思明不仅展现了出色的军事指挥能力，也表现出一定的政治手腕。他采取多种措施来稳固后方，如推行屯田制以恢复农业生产，笼络汉族士人参与政权，以图构建一个胡汉共治的政治体系。
然而，史思明的统治依然充满了暴力和猜忌。他对内部异己采取高压政策，不惜采取极端手段铲除反对者，以确保自己的权力不受威胁。史思明的这种统治方式，既在一定时期内稳固了叛军的控制，也埋下了内部不稳定的种子，为其最终的失败埋下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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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权谋与野心：权力巅峰的复杂面相
（一）治国手段与统治风格
1. 实用主义治理下的社会控制
史思明称帝后，面临着巨大的统治压力。一方面，他需要面对唐朝的强大反击，另一方面，还需稳固自己在北方的统治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史思明采取了一系列实用主义的治理措施，以巩固自己的政权。
在军事上，史思明强化军队的战斗力，注重对边境地区的防御。他通过征召胡人士兵，建立精锐部队，对唐军实施精准的游击战与防御战，减缓唐军的进攻速度。在经济上，史思明推行屯田制，鼓励胡汉农民共同耕作，恢复农业生产，解决军队的供给问题。同时，他加强了对重要交通要道的控制，确保叛军的后勤补给。
在政治上，史思明深知仅靠胡人势力无法长久，因此他通过吸纳汉族士人参与政权，试图构建一个相对多元化的统治体系。这种胡汉共治的模式，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族矛盾，稳定了政权的内部结构。
2. 极权统治与恐怖政策的代价
尽管史思明采取了一些较为开明的治理措施，但其统治风格仍然以专制和高压为主。他建立了一套绝对服从的军事与政治体制，通过恐怖政策打压异己势力。史思明对内部可能威胁其统治的力量保持高度警惕，无论是军事将领还是地方官员，都在其严密的监控之下。
史思明对失败或持不同意见者采取极端手段，甚至不惜诛杀自己的亲属与亲信。在叛军内部，他的猜忌与残忍使得人心惶惶，许多人因恐惧而不敢直言进谏，进一步削弱了政权的内部凝聚力。这种极权统治方式，虽然在短期内巩固了史思明的权威，但从长远来看，加剧了叛军内部的离心离德，削弱了其应对外部压力的能力。
（二）权力斗争的失败根源
1. 内部矛盾与权臣的分化
史思明在叛乱中崛起，依靠的是个人的军事才能与对局势的灵活应变。然而，其内部复杂的权力斗争与分化，严重削弱了叛军的核心力量。史思明称帝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整合了叛军势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权力争斗逐渐显现。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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