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段难忘的日子里，我怀揣着对党的无限向往，始终坚定地走在向党组织靠拢的道路上。尽管前方的路充满了未知的挑战，但我坚信，只要我坚持不懈地努力，始终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就一定能够实现心中的梦想。
我深知自己的努力或许还有不足之处，在别人看来可能稍显稚嫩。然而，内心的渴望如同熊熊烈火，驱使着我不断前行。我常常反思自己的行为，不知道这样的努力是否完全正确，但我明白，在实践中我可以不断地调整和完善自己。我坚信，终有一天，我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河口中学这片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校园里，我正走在一条充满希望却又布满荆棘的入党之路上。我的表现和事迹一直备受关注，这也让校党支部更加坚定了把我作为入党培养对象的信心。公社党委的惠书记也对我表示支持，这让我仿佛看到那扇通往党组织的大门正缓缓向我敞开，心中满是对未来的憧憬与渴望。
然而，命运的波澜总是在不经意间涌起。正如郝校长曾经说过的那样“树欲静而风不止”。我家所在生产队的一些人，尤其是邢庄的邢长治，一直与我的父亲作对。他们嫉妒我在各方面的出色表现，不甘心看着我一路顺遂地朝着目标前进，于是处心积虑地想要把我拖下来。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早上，温暖的阳光洒在生产队的院子里，形成了斑驳的光影。邢长治安排我和他的堂弟邢长林带着生产队的十头小猪秧子到河口镇东新集街上去卖。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可是一种极大的信任。因为在当时的经济环境下，除了生产队队长或会计外，其他社员很少有机会被安排做这样的差事。毕竟这其中存在着不少可钻的空子，对于那些思想觉悟不高、私心重的人来说，这是个捞钱或者给集体经济带来损失的机会。小猪仔的市场价格有一定的弹性，重量也不好精确控制，这就给了不良之人可乘之机。像我父亲那样被他们认为私心重的人，是根本不会得到这样的安排的。所以，当时的我还满心欢喜地认为这是对我的信任，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
我和邢长林抬着小猪仔，一路向着万新集市场走去。猪仔们在笼子里哼哼唧唧，似乎也在为即将到来的旅程而兴奋。到了市场，市场管理员给了一个价格空间。我们开始售卖小猪仔，十头猪仔很快就卖掉了八头。市场里人声嘈杂，买家和卖家讨价还价的声音此起彼伏。我和邢长林忙得不亦乐乎，心中还想着要尽快把剩下的猪仔卖完，圆满完成任务。
可正当我们谈好剩下的其中一头猪准备再卖的时候，转眼间，一头猪就不见了。我顿时慌了神，四处寻找，可是怎么也找不到。邢长林站在一旁，一直沉默不语。我们收了九头猪的钱后，就陷入了困境。
回来以后，我找到队长邢长治，诚恳地说：“少了一头猪我们赔一头猪钱。如果邢长林不愿赔，我一个人赔吧。”邢长治却一反常态，他的脸上带着一种狡黠的神情，慢悠悠地说：“赔钱是小事，这是个人品问题啊。看我们这么信任你，认为你是争取入党的人，没想到你和你爸爸一样，私心重得很啊！你说说看，是你自己去公社说呢？还是让我到公社里去汇报呢？”
我听了他的话，心中涌起一股愤怒，但还是强忍着镇定地回答：“向谁汇报，怎么汇报是你的事。但我要给你说清楚，你要按事实说话，我和你弟弟邢长林同在一起，这猪是怎么少了一头，他不知道，我也没注意。我们都有责任。所以说我们按价赔钱。能不能不要上纲上线。如果你一定要上纲上线，你必须查清事实，而不可乱说。”
邢长治却更加变本加厉，他狡黠地说：“我弟弟邢长林也不要入党，他还说你把猪送给朋友了呢。”听到这样无端的污蔑，我顿时火冒三丈，大声喊道：“胡说，他人呢？把他叫来我当面问问他！”邢长治却不慌不忙地说：“像你这样，以后谁敢和你一起做事？”我最后十分严厉地跟邢长治说：“少了一头猪我们有责任，我们接受批评，并同意按价赔钱。包括邢长林那部分，他不愿赔我替他赔。但谁要是诋毁我的人格，不负责到处乱喷，我一定会不放过他。后果自负！”说完，我气呼呼地转身回家了。
到家以后，我看到父母早就在等我。父亲皱着眉头，眼里满是担忧和愤怒。他说：“我马上到万新街上去找曾海明，他是你大表叔，在那里管理市场，看他是否能知道些情况。等我回来再定夺。”父亲说完，就匆匆出门了。
父亲赶到万新街，找到了曾海明，急切地说明了情况。大表叔听闻后，恍然大悟地说：“噢！原来是这样啊？谁知道侄儿甄皓上午在市场啊！他们告诉我两个中学生卖十头猪仔，走到这里就让我们市场管理员拿走一头，一半价格，钱都给那个叫邢长林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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