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元旦刚过，寒风凛冽地刮着，仿佛要把世间的一切都吹个通透。
我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与忐忑，正式前往河汊公社上班，就此开启了我长达22年的体制内国家干部生涯。
河汊公社，在淮上县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地理位置和人口耕地规模都算得上是中等偏上的存在。
三万多人在这里繁衍生息，五万多亩耕地像一块巨大的拼图，拼接出了这里的生机与希望。
他位于泗洲湖东岸，那泗洲湖古堰宛如一条蜿蜒盘旋的巨龙，巍峨高耸，镶嵌在这片广袤土地的西域南北边线上，像是守护着这片土地的忠诚卫士。
全公社的21个生产大队，就像21颗星星，散布在这片土地上，各自闪烁着独特的光芒。
1980年的人均分配水平为121元，这个数字背后，有着特定的历史含义。
他不同于现在所说的人均收入，是那个特殊年代里，一个生产单位一年粮食及主副产品收入总额，加上林、牧、副、渔各项收入总和，除以该生产单位当年农业实际人口总数后得出的平均数值，这个数值像一把尺子，衡量着当年的经济发展水平。
在淮上县17个公社的排序中，这个数字处于中等水平。
然而，在全公社21个大队里，平乐大队却像是被遗忘在角落的孩子，人均分配水平只有可怜的65元，处于最贫困的状态。
而我的家乡河口公社河口大队，人均分配水平已达到180多元，与河汊公社最高的大队水平不相上下。
我初到河汊公社工作时，在公社机关干部中，我是第21名国家干部，就像一只初入羊群的小羊羔，职务最低，年龄最小，也是唯一一位25岁以下未婚的国家干部。
那时，我满心渴望着能在1981年春节结婚，组建自己的小家庭。
我心里想着，那将是一个充满温馨和幸福的小窝，有爱人的陪伴，有未来的希望。
可是，当我向县委农工部领导请示时，他们的回答如同冷水一般浇灭了我心中的热情火焰。
他们说，已婚的不谈，未婚的最好等一年转正后再结婚。
我当时真是懊悔极了，心想自己怎么就这么老实本分呢？其实，要是我不告诉他们，在上班前在家不太过分张杨地结婚，婚后再去上班，也许并不会有什么事情。
可我当时就是觉得出于礼节应该提前告知，结果却给自己带来了麻烦。既然主管部门的领导已经明确表态，我也只能无奈地接受，毕竟我不想违背规定，而且我还年轻，等一等也无妨。
只是，我没想到这会给我带来更多意想不到的麻烦。
那时的公社机关，就像一个特殊的大家庭。在我的印象中，整个公社大院里，大多数人都是单身汉，仿佛被一种孤独的氛围笼罩着。
只有党委书记余登科是双职工，他和家人住在公社院子里，那间房子就像一个温暖的港湾，与周围单身汉们的清冷形成了鲜明对比。其他机关干部每天都在食堂里吃饭，过着简单而单调的生活。
党委会和革委会共有10个人组成，他们是这个公社的领导班子成员，是公社的核心领导阶层，如同领航的灯塔，指引着公社发展的方向。
党委秘书曹永生是半脱产干部，他是农业农村户口，是从农村农业生产大队农民队伍中选拔出来的优秀成员。
他就像一个连接农村和公社机关的桥梁，身份特殊。
这类干部是“文革”后期的特有产物，我知道他们不占国家正式编制，每个月拿着26元的工资，外加适当的工分补贴，这些补贴是由所在大队给予补助的。
他们就像一群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人，虽然待遇不高，但却充满了对未来转正的渴望。
大约在1983年前后，他们才陆续转为国家正式干部。每个公社只有2 - 3名这样的干部，他们一般担任党委秘书、青年书记等职务，也有极少数能担任党委副书记的，就像我老家河口公社的方伏和同志，他从张集大队党支部书记直接被提拔到公社任党委副书记，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荣耀，也激励着像曹永生这样的半脱产干部努力奋斗。
我被分配到公社农业经营管理站，担任农经助理的助手，职务是农经办事员。大家都亲切地称我为“甄会计”。
农经会计属于国家行政编制，在业务上接受县委农村工作部的指导，包括人事调动权、业务培训等都归属于县委农工部，而在行政管理上则隶属于所在单位党委、政府。
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我，对这些复杂的关系和问题就像面对一团乱麻，并不十分清楚。
我只知道我的直接上司是农经助理胡得志，我的主要工作任务都由他安排布置，我就像一颗螺丝钉，只需要按照他的指示转动就好，很少接受其他人布置的工作任务，包括党委革委领导核心成员在内。
他们有什么工作任务，都是先安排给农经助理胡得志，再由他来分配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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