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上的文章来源多种多样，自家报社记者采写的稿件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通讯员、特约记者以及自由撰稿人贡献的稿件。
女报作为全国发行量最大的女性报纸，每期都会刊发来自全国各地自由撰稿人的稿件。这些自由撰稿人大都是报刊记者或编辑，他们凭借着敏锐的新闻嗅觉和扎实的文字功底，将新近发生的故事改写成新闻通讯，向各地的报刊投稿。
一般来说，自由撰稿人的稿件多为一稿多投，稿费相对较低。然而，如果是独家供稿，稿费就会比较可观。女报对于独家报道的稿费可达到“千字千元”，也就是说，每个文字（含标点符号）一块钱，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笔很高的稿费。高额的稿费吸引着众多优秀的自由撰稿人，他们都积极地向女报投稿。
但是，对于自由撰稿人的来稿，编辑很难对文章中报道的事实进行全面、准确的核准。这就导致了这类稿件因为事实、版权等问题引发新闻纠纷的情况屡见不鲜。这不，女报 1996 年 4 月 4 日头版发表的一篇文章，就引发了一次小小的新闻纠纷。
文章的标题是《只觉活得累女教师跳楼身亡 社会公众呼吁：应当珍惜生命》。其内容大致如下（隐去了具体地点及人物名字）：
3 月 23 日 17 时 58 分，在江苏省某市区最豪华的“华能公寓”大楼 A 座，一位年仅 28 岁的市区某中学生物教师杨某，不顾丈夫的苦心劝说，抛下了出生才 8 个月的孩子，从位于八楼的卧室破窗跳下，颅脑摔裂，当场死亡。
杨某的丈夫是在 20 分钟以前下班回到家中的。一进门，他便闻到屋里有一股呛鼻的煤气味。他连忙跑向厨房，只见妻子正抱着出生才 8 个月的孩子呆呆地坐在煤气灶旁，煤气灶上的两个阀门已全部打开。
杨夫连忙上前关闭气阀，然后打开窗户通风换气，又劝说妻子。见妻子不理不语，他便从妻子手中抱过孩子，然后下去找就住楼下的好友朱某，前来劝解。
大约 10 分钟后，杨夫和朱某一起回来。但这时，杨某已不在厨房，而是走进了自己的卧室，并将房门反锁。
杨夫和朱某敲门，杨某不理。杨夫和朱某只得站在门外劝说。几番之后，仍不见杨某有回转之意。
这时，杨夫怀中的孩子又发生了啼哭。就在这时，杨某爬上了写字台，推开了窗户，纵身跳下楼去。
对于杨某之死，当地警方马上组织力量展开了全面调查。然而，调查结果却令人难以置信。
自结婚以来，杨某夫妻之间感情一直不错，少有口角。与双方父母和亲戚朋友关系也很和睦。男方所在的单位经济效益一直不错，杨某自己的工作也比较稳定。
唯一的原因只是婚后杨夫的身体欠佳，尤其是在杨某生产之后，她一人带孩子和做家务比较辛苦，觉得太累，便丧失了再生活下去的勇气。
杨某之死，一时成为了人们谈论的话题。她这样去死值得吗？是解脱，还是逃避，还是一种人生的自私？公众认为，杨某之死反映了现在一些人对自身生命的轻视，社会应该多强调公民的生命意识、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
女报的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有多家报纸转载。
其实，杨夫是从其他报纸看到此文，发现是女报率先报道，其他则都是转载。他感到非常愤怒，认为报社发表的文章失实、片面，损害了他的名誉权。于是，他致电给女报，声称要与女报打官司。
女报高度重视这一事件，决定尽量与杨夫商议实现和解。黎总编指派非凡代表报社前往江苏与杨夫进行调解。
非凡接到任务后，立刻踏上了前往江苏的旅程。
非凡到达宾馆后，就迫不及待地联系杨夫。然而，杨夫却表示“不见”，说要法庭上“见”。
非凡感到非常无奈和沮丧，但他并没有放弃。他知道，这次调解对于报社和杨夫来说都非常重要，他必须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完成任务。
既然千里迢迢来了，就一定要想办法跟杨夫见面，无论能不能谈，无论谈得如何，见面都很重要。非凡将继续努力争取与杨夫见面的机会。
考虑到杨夫要上班，非凡只好连续两天早晚都给杨夫打电话。他的坚持和诚意终于打动了杨夫，杨夫不好意思再拒绝了。
非凡特意买了些水果以及婴儿奶粉上门，希望能够缓解一下紧张的气氛。
当杨夫打开门时，非凡看到的是一张充满愤怒的脸。杨夫将非凡迎进门，便开始讲述他妻子之死因。
原来，他的妻子杨某是患了产后抑郁症。产后抑郁症最常见的表现就是产妇可能会经常心情不好，而且很容易脾气暴躁、不想说话甚至是想要自杀的倾向。
杨夫原以为是妻子与自己感情出现问题，没有及时发现杨某的病情，更谈不上及时医治，以致到后来病情恶化，跳楼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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