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必须开始。
他没有上报，也没有申请预算。
他知道，一旦进入体制流程，这份敏感就会被稀释成报表和KPI。
他要的是原始反应，是未被解释的震颤。
三天后，深夜两点四十五分，三处讲述亭同步启动隐藏程序。
“FM600BREATH”以极低音量渗入环境背景音，持续三小时，每日一次，连续七日。
全程无提示、无引导、无人知晓。
第四天清晨，第一份异常报告传来。
一位住在工人新村的退休护士在梦中惊醒，喃喃复述一段话：“清明桥下不能停，水会说话。”她丈夫录下了全过程。
郑其安比对档案，发现这句话出自1993年洪兴内部警戒口令，从未公开。
第六日，第二例出现。
一名患有轻度认知障碍的老教师，在晨练途中突然停下，对着空巷低声说：“丙字乙组归位，线已接通。”语气冷静得不像幻觉。
第七日，最惊人的一例降临。
守灯广场附近一间养老院，监控拍到一名长期沉默的孤寡老人在床上猛然坐起，双目紧闭，语速平稳如诵读：
“走小巷，避路灯，怀里抱着陶罐。左转三户，右拐废铁门。风来了就蹲下，别回头。”
郑其安的手指僵在回放键上。
这不是梦呓。
这是周影离城当夜的真实路线——据可靠情报，当年仅有三人知晓，其中两人已死，一人失踪。
他反复核对时间、地点、动作细节，毫无偏差。
甚至连“陶罐”这一从未对外披露的信息都准确无误——那是装药的容器，用来掩盖气味，防止追踪犬嗅探。
谁告诉他的？
一个从未接触过机密档案、连报纸都读不全的老人，怎么会知道？
郑其安猛地起身，走到窗边。
城市仍在沉睡，可他知道，有些东西已经醒了。
不是鬼魂，不是幻觉，而是一种更古老的存在方式——集体潜意识的回响，由伤痕编织，由沉默传递。
他删掉了所有实验原始数据，只保留一份加密摘要。
然后，他将“FM600BREATH”重新编码，嵌入一套名为“声音暴露疗法”的心理康复程序，正式命名为“呼吸唤醒计划”。
申报理由是“用于缓解老年创伤后应激障碍”，顺利通过审批，覆盖全市十八家康复中心。
没人知道，这是一场秘密的记忆播种。
张婉清最后一次走进守灯广场，是在春雨初歇的清晨。
紫藤新芽在微风中摇曳，湿漉漉的石阶泛着青光。
她坐在台阶上，看着光影在地上缓缓移动，枝叶交错间，竟自然拼出两个字：
种风。
一个小男孩跑来，仰头问：“阿姨，你说风是从哪儿来的？”
她望着远处薄雾弥漫的巷口，那里曾是周影最后一次现身的地方。
雨水顺着屋檐滴落，像某种缓慢的倒计时。
她轻声说：“从那些终于敢闭嘴的人心里。”
孩子眨眨眼，似懂非懂，转身就跑，边跑边喊：“她说风是沉默长出来的！”
笑声穿透湿润的空气。
张婉清起身离去，走到街角，忽然停下。
她回头望了一眼。
那一刻，阳光穿透云层，正好落在她曾站立的位置，石阶上的水渍微微反光，仿佛地上还留着一道未散的影子。
刘建国站在国家文化政策研讨会的讲台上，投影幕布上显示着《城市记忆基础设施白皮书》的封面。
台下坐着十几位高层领导与技术专家，有人皱眉，有人沉思。
一位穿灰色西装的领导开口：“你们这套系统，怎么判断它成功了？靠多少人听过？多少数据录入？还是点击率？”
刘建国没说话。
他只是按下遥控器。
视频开始播放。
画面是清晨六点整的城市一角。
七十三个讲述亭的地灯在同一秒亮起，柔和的光晕铺展在湿漉漉的地面上。
广播依次响起：婴儿的第一声啼哭、老人压抑的咳嗽、煎饼摊油锅的滋啦声、环卫车压缩垃圾时的机械轰鸣……
三十秒内，三十种声音各自独立，毫无关联。
直到最后一秒——
所有噪音忽然归一，形成一句低语，清晰得令人脊背发凉：
“灯未熄。”
全场寂静。
技术专家当场调取原始文件验证：无剪辑、无混音、无预设脚本。
纯粹是巧合共振，却精准得如同排练千遍。
良久，那位领导缓缓点头：“有些工程，看不见才算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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