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欢因为传闻高澄私通庶母郑氏的事，对高澄曾下令打他一百军棍，后来这件事虽然在司马子如的游说下，平息了家庭矛盾风波，但高欢的骨子里是汉人血统，他有汉族人的伦理思维。
只是长年接受鲜卑人的生活习俗，早就不把汉人的那套儒家家庭伦理看得很重要，不过因为面子问题，所以被儿子戴绿帽子的事还是埋在心里的。
高欢被高澄气到了，重重惩罚了高澄，甚至将他扔进了监狱，虽说没过多久高欢又将高澄放出来了，但看到这个儿子整天在面前晃悠，高欢心里还是膈应的。
高欢因为着眼于军务，东魏的军队都屯兵于晋阳，所以他干脆去了晋阳长住，留下高澄在邺城管理朝政，高欢管教孩子时，也少不免动用严父思维，所谓“棍棒之下出孝儿”，生气的时候，也是动手打骂，更甚者有时会拳打脚踢。
当高欢生气时，他会对高澄这个长子动辄打骂。有一次高欢对高澄不满，不仅亲自动手殴打踩踏高澄，还对他破口大骂。
过了一天，高欢跟亲信幕僚陈元康提到了这件事，却不料陈元康直接跪下，哭着说道：“大王教训世子的手段也太过分了！”高欢说：“我性格急躁，一生气就经常这么对待高澄了。”
陈元康大哭着说：“您这一次打世子就已经打得很重了，更何况您还经常打他！”高欢听了之后，自然是不太高兴。
后来，高欢每次生气殴打了高澄，就会对旁人说：“千万别让陈元康知道，高澄又挨打了。”高欢又说：“陈元康对高澄如此上心，他为人又很真诚，恐怕以后他会和高澄相拥而死。”
高欢纵容包庇勋贵们的贪腐行为，高澄曾多次跟他提这事儿，他都不上心。就比如：高欢的核心团队中，很多高官都有贪污行为。
这里面就包括了司马子如，但这会儿，高欢正指着这帮人打天下呢，自然是对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可这帮人却越来越贪，他们看高欢不管，就越发肆无忌惮起来。
这种局面，高欢看得下去，高澄却看不下去了，所以高澄就经常提醒自己老爹注意着点，别把这帮人惯得毫无底线。
而高欢对这事儿的态度却是不置可否，他还经常教训高澄说：“你一个小屁孩儿，别整天管东管西的，朝廷上的政治游戏，你现在是不明白其中的要害之处的，待你多接触政务，慢慢就会明白了。”
高澄当时就说：“父王，依您的处理方法，他们一旦明白到无论是如何做尽贪污的行为，到最后都会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话，那以后为官的人谁还会做到廉洁奉公呢？”
高欢听后就安慰他说：“澄儿，水至清则无鱼，官场一向以来都是难以做到清廉的，那些人做官就是为了捞钱，否则谁愿意当官呢？只要不是太过离谱，还是包容一下吧。”
“父王，然则，这御史弹劾某名官员时，我们应当如何处理？”
“这种情形就要看情况来办了，适当压制也是必要的，但过分严惩就会赶跑他们，逼他们去投奔宇文黑獭了，所以，反贪腐也要看时机，不能一概而论，你要小心把握好尺度才行。”
“知道了，父王。”
高欢对儿子高澄言传身教，希望他既能压制一众勋贵，让他们继续效忠自己高氏家族，又能不让吏治崩塌，维持着帝国的统治。
高欢的策略性反贪本来是当时的环境所迫而采取的权宜办法，只是歪风一长，要刹停又谈何容易？
即便后来高澄也花了大气力整肃贪腐，但收效甚微，反而被年长一辈的功勋大臣所瞧不起，不是不听他的领导，就是干脆背叛造反，要不就是继续我行我素。
高欢的手段不能说他不行，而是他有能力去掌控朝政，笼络人心，他在生时是没有问题的，一旦他离开人世了，那些曾与他并肩作战的老臣子就会不服年轻一辈的管治，以致各种问题丛生。
到了高澄和高洋之后的一下代接班人中，已经没有了高欢父子的魄力和高智商行事方式了，因而局面就逐渐失控了。
但历史证明，凡是入驻中原的少数民族，只要没有汉化成功，最终都活不长久，这也许就是南橘北枳的道理，甭管多强悍的民族，要想在中原地区长治久安，还就得用汉人那套之乎者也的文化才行。
而不论是东魏，还是后来高欢子孙创立的北齐，都一直在汉化和鲜卑化之间摇摆不定，这点如果能在高欢执政初期就得以解决，那么北齐后来的君王就不会一直为此困扰。
其二，东魏官场贪污腐败之风严重，虽然高欢不愿为了钱财得罪能臣这一做法，在东魏创立前期应该是对的。
但他没有想过，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东魏官员上行下效，很快就贪污成风，而他并没有及时制约，引致东魏政治非常腐败，以致“文武在位，罕有廉洁”。
甚至到了后来的北齐时代，官场风气依然奢靡。人们都说：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东魏即便是再大、再富庶，那也经不起这么一代一代地贪腐下去啊。
所以，高欢的东魏虽然实力强劲，看上去赢面很大，但却早已被他亲手埋下了隐患。
高欢无法下决心惩贪，面对不法勋贵，高欢更多时是纵容。高欢的逻辑无非是在非常时期不怕民心乱，只怕军心乱。
可自古以来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岂有依仗武力，纵容墨吏而能长治久安呢？可以说，高欢的偏袒和不作为使东魏、北齐政权自创立伊始就埋下隐忧。
此后在北齐历朝中，六镇勋贵们依旧横行不法，与中原士人的矛盾日益加深，两方内讧，互相陷害攻杀，这是国家可怕的内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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