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来到三十七年，随着华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华夏面对着日益加重的日国侵略压力，早已无力单独应对。
而对于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利坚来说，华日战争并不是与其直接相关的利益争端。
美利坚政府为避免卷入战争的漩涡，其舆论界普遍高唱“孤立主义”和“不干涉主义”的论调。
“孤立主义”和“不干涉主义”论调，主张美利坚不应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与冲突，尤其是远离欧洲和亚洲的战争，以免破坏本国的经济稳定和国际地位。
而这也使得华夏在这一背景下的外交形势变得愈加孤立无援。
尽管之后随着日国侵略步伐的加快，舆论界的声音逐渐倾向于谴责日国的侵略行径，但美利坚政府却迟迟未能做出足够的行动。
究其原因，其一是，美利坚人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战争感到厌倦，认为不应再卷入海外的军事冲突。
而大萧条后，经济重建成为美利坚政府的首要任务，政界普遍认为，过度干预他国事务，尤其是远在亚洲的战争，将会削弱国内经济复苏的势头。
其二是，美利坚的“中立法”在此期间对外政策的制定起到了关键作用。
根据这一法律，美利坚禁止与交战国进行任何军事贸易，这一政策本意是为了避免美利坚直接卷入战争。
但事实上，这一政策却在无意中为日国提供了许多便利。
在原本历史上，美利坚政府是在华日战争全面爆发之际，才开始在官方舆论上支持华夏抗战的，并在政治和经济上也有一定的反应。
到了三十八年，美利坚驻日大使格鲁致日国近卫首相照会，要求日国停止破坏在华的“门户开放”政策，并且停止对美利坚在华夏的利益进行侵害。
与此同时，在经济方面，美利坚政府也开始采取一些措施，支持华夏对抗日国的侵略。
到七月，美利坚国务卿赫尔指示驻伦敦的大使约瑟夫·肯尼迪通知英吉利政府，美利坚有意通过联合经济援助计划向华夏提供支持。
同年十二月，美利坚发布了与华夏环球贸易公司达成的2500万美元信贷协议，并批准了财政部向华夏银行提供的“通货稳定基金”。
但是，当时美利坚的孤立主义是一种思潮，在大部分国会议员和政界人士中，都甚为强烈，他们反对美利坚插手华日战争，担心干涉会损害庞大的美日贸易。
因此，美政府的“中立法”政策仍然未变。
美利坚政府通过“现款自运”政策声明，不通过贷款方式直接支援华夏，也不允许美利坚船只为华夏运输军火。
对于处于封锁中的华夏来说，这一政策无疑加剧了其困境。
相比之下，处于充足资金和无阻碍运输条件下的日国，依然能够从美利坚获得必要的军火与战略物资。
这种局面使得美利坚的“中立政策”实际上变成了对华夏的制约，而对日国的支持。
在“现款自运”政策的实施下，日美之间的军火贸易迅速上升。
根据日国工商省四十年的统计数据，三十七年到四十年间，美利坚对日军需品的贸易比率逐年上升，从三十七年的33.5%增加到四十年的38.7%。
具体到物资，美利坚对日军需品的出口占据了日国进口量的主导地位：煤油和石油制品占比高达65.57%，金属工业和机器为77.09%，钢铁和废铁为90.39%，飞机和零件为79.62%，汽车及零件为64.67%。
这些数据表明，在日国发动侵华战争的过程中，美利坚不仅未能阻止对日的军事物资供应，反而继续向日国提供大量战略物资。
美利坚在这一政策下的做法，显然是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
日美之间的贸易关系，尤其是在军需品和资源上的交流，成为当时美利坚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也使得很多政界人士认为，在这个阶段，维护与日国的经济联系，能够保障美利坚在远东地区的利益，并防止日国与其他列强，尤其是德意志、苏联，形成过于紧密的联盟。
与此同时，华夏的外交也在面临着极大的困境。
作为战场上的直接受害者，国府曾向国际联盟提交了多次声明，要求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呼吁全球制裁日国，停止对华夏的军事侵略。
然而，国际联盟的反应却让华夏国民失望至极。
联盟成立后的多年里，国际社会的诸多决策都被大国利益所主导，这使得华夏的诉求往往无法得到有效支持。
国际联盟虽然责成远东咨询委员会审查华夏的诉请，但最终所提出的报告仅仅指责日国在华的军事行动，认为其违反了九国公约及非战条约，并对华夏表示精神上的声援。
换言之，国际联盟并未采取实质性的行动来制裁日国，只是呼吁各会员国提供个别援助华夏，勿采取削弱华夏抵抗能力之任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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