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田法”规定，强制将官员、富户的超额田产（超过200亩）按官价“回买”为“公田”，再出租给农民，所得租米充作军饷。然而，官价仅为市价的1/3至1/2，“浙西田亩有直千缗者，似道均以四十缗买之”（《宋季忠义录》）。这种低价强购的方式，严重损害了官员和富户的利益。同时，政府还强征“和籴米”（强制购买粮食），百姓“卖田产不足偿，往往自杀”（《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此外，官员若隐匿田产，即被罢官，“六郡之民，破家者多”（《癸辛杂识》前集卷十四）。
“公田法”的实施，虽然暂时缓解了南宋的财政压力，但却彻底激化了阶级矛盾。广大农民和中小地主深受其害，纷纷起来反抗。南宋的经济基础遭受了毁灭性打击，社会动荡不安，统治根基动摇。
3.军事破坏：“打算法”瓦解抗元力量
贾似道的权术不仅针对文官，更指向了南宋最后的抗元支柱——吕文德、吕文焕兄弟及刘整等将领。1267年，他以“清理军费”为名推行“打算法”。表面上，这一政策是为了规范军费的使用，防止贪污腐败。但实际上，贾似道是为了排除异己，掌控军队。
他派亲信核查各地军费开支，凡“用钱逾额”或“与蒙古通款”的将领，一律治罪。在这一过程中，许多优秀的将领受到了冤枉和迫害。例如，吕文德因“采购军粮溢价”被罢职，最终抑郁而终。刘整则因“曾与蒙古通信”被诬陷，被迫降元。刘整降元后，为了邀功，竟然献出了“襄阳城防图”，使得襄阳的防御体系受到了毁灭性打击，加速了襄阳的失守。
“打算法”的推行，直接导致了南宋军事体系的崩溃。许多将领为了自保，或隐瞒军费、或克扣军饷，“士卒离心，边备废弛”（《宋史·贾似道传》）。贾似道虽然掌控了军队，但他本人并无实际指挥能力，这使得南宋在面对蒙古的进攻时，毫无抵抗之力。
三、误国核心：襄樊失守与长江防线崩溃
1.襄阳危机：贾似道的消极应对
襄阳（今湖北襄阳），作为南宋长江防线的“咽喉”，自1236年起就一直是蒙古重点进攻的目标。贾似道掌权期间，虽然多次收到“襄阳被围”的急报，却始终采取消极应对的态度。他本人日坐葛岭，起楼台亭榭，取宫人娼尼有美色者为妾，日淫乐其中。对于前线的紧急情况，他不仅不组织救援，反而将前线送来的“襄樊危急”文书投入火盆，对度宗谎称“北兵已退”。
襄阳的陷落，完全是贾似道“不作为”的结果。从1267年至1273年，蒙古围困襄阳长达六年之久。在这六年里，南宋朝廷有机会组织救援，但由于贾似道的阻挠，始终没有派出有效的援军。1273年，襄阳守将吕文焕因孤立无援，最终降元。襄阳的失守，使得南宋的长江防线门户洞开，元军得以长驱直入。
2.决策失误：救援迟缓与战略短视
贾似道在军事决策上充满了短视和侥幸心理。他既不敢直面蒙古的强大攻势，又寄希望于“议和”。1275年，元军顺长江东下，贾似道率领宋军十三万、战舰两千余艘迎敌。然而，在关键时刻，他却因“怯懦”不敢接战，最终在“鲁港之战”中全线溃败。“似道乘单舸奔扬州”（《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二），这一事件成为了南宋军事史上的耻辱。
这场溃败彻底摧毁了南宋的军事力量。元军乘胜追击，1276年攻破临安，谢太后携宋恭帝投降。1279年，崖山海战中，陆秀夫负宋末帝赵昺投海自尽，南宋灭亡。贾似道的决策失误，是南宋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不仅葬送了南宋的最后一道屏障，还使南宋失去了最后的抵抗机会。
四、 众叛亲离：权相的倒台与南宋的终结
1.失势与清算：从“师相”到阶下囚
贾似道的倒台，是南宋残余势力为挽救危局所采取的必要措施。当他逃至福州后，被陈宜中、张世杰等南宋残余势力罢黜，贬为“高州团练使”，押往循州（今广东龙川）安置。然而，贾似道的罪恶行径，激起了沿途百姓和押解人员的强烈愤慨。途中，押解官郑虎臣痛恨其误国，于漳州木绵庵将其处死。“似道临刑，以额触石，仰面曰：‘太皇太后（谢太后）许我不死！’虎臣曰：‘吾为天下杀似道，岂复顾太皇太后邪！’”（《宋史·贾似道传》），这一结局，是贾似道应得的下场。
2.南宋灭亡：权相乱政的最终代价
贾似道死后，南宋残余势力虽然继续抵抗了三年（1276 - 1279），但最终还是在崖山海战中全军覆没。南宋的灭亡，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蒙古的崛起和强大军事力量的压迫，是外部因素；南宋自身的腐朽和衰落，是内部因素。而贾似道的专权乱政，无疑是加速南宋灭亡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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