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秉义坐下，努力保持镇定，冷冷的盯着欲言又止的柳蕙。
柳蕙垂下眼帘，轻声一句：
“他没死。”
这世上有些事，就这么奇怪。听了她一句没头没脑的话，他应该稀里糊涂才是。
可是，根据她这次回来反常的神态，他瞬间反应过来了。木讷的问：
“你说你导师吴刚没死？”
看她默默点头，他心中一股不知啥滋味的热流直冲咽喉。
他紧咬着牙，抿着嘴，生怕心中的蘑菇云，瞬间冲破闸门。
控制是控制住了，但效果不佳。两个灯笼更大了，灯笼内射出一股寒气。
耳朵也不行了，轰轰作响。他怕失去理智，强压心中的波澜，竟能挤出一些笑容：
“噢，他活着好啊！你应该高兴才是啊？”
他说罢，又恨不能自抽一个嘴巴：娘的个头，蠢死了。他活着回来，好什么？
柳蕙一直盯着他，说话时，低下头，视线才离开：
“你口是心非吧？我没见到他。”
肖秉义感觉她是不是脑筋有问题了。仔细看看她，疑惑得问：
“你没见到他，咋知道他没死呢？你不是说，看他倒下去的吗？即便没死，也肯定被特务抓了，还能活的成吗？”
他这一分析，感觉心中的蘑菇云消失了，心情也轻松了。
“肖秉义，我看你神态，你好像希望他死？而对他活着很纠结，是不是？”
柳蕙看他瞬间轻松起来，问出了心中的不满。
肖秉义一怔，娘的个头，稍不留神，得意忘形，被她看出来了。忙掩饰道：
“你说什么呢？他没死，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我还想什么时候跟他喝杯酒呢。”
柳蕙诡异的瞟他一眼，长嘘一口气，脸上愁云消去一些：
“我这次回上海一个多礼拜，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候。”
她接着说了回上海，和在火车站的他通话后的情景……
柳蕙跟处长汇报了近期追踪“幽灵”，以及对相关人员排查情况。
处长听完汇报，勉励几句。给他看了一份投诚人员书面材料：
我叫陈瑨，原是国民党崇明岛守备部队少尉。五月底，我在码头值班。
一艏小火轮靠岸，几个全副武装的保密局特务，抬出躺着一中年男子的担架。
凑近一看，模样像教书先生。保密局特务称他是上海市地下党。
还听说，他在上海解放那天凌晨，想混出城，给解放军报信。
出城时，被保密局特务发现。为掩护同伙，他跟特务枪战，身负重伤，生命垂危。
追踪的特务赶紧送医院抢救。当天上海解放，他被紧急处理后，撤至崇明岛防区。
他被转到岛上时，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直至守备部队又撤至舟山群岛外岛，才醒来。
之后一个月，保密局特务不分昼夜审讯。常听到审讯室传出撕心裂肺的嚎叫声。
这里，顺便介绍一下我自身。我1944年入学国立中央大学土木工程系专业。
师从桥梁教授邱立群导师。1945年底，学校回迁时，我已是党外积极分子。
1946年上半年，导师找我谈心，说他准备介绍我加入组织，征求我意见。
之后没几天，和同学去苏南考察古桥梁。归途中掉了队，被国民党杂牌军抓了壮丁。
几个月后，我设法给导师报了信。
1947年2月初，我忽然收到一封匿名信。据说是上峰检查后才给我的。
我看信封有熟悉的字体，明白是导师亲自回了信。
信的内容很含蓄，只有我能看得懂。心中劝我不要想着逃跑，他以后会跟我联系。
等了几个月没见他联系，我又去了几封信，均没回音。从此便断了音信。
正因为我有这段经历，当我见到担架上的地下党，尤其是听到他受刑时的嘶喊声，决定设法营救。
暗中联络六个信得过的弟兄，准备劫狱逃走。一打听，情况有变化。
据岗哨说，受刑的地下党已逃跑了，保密局特务正在追捕。
我们很惊讶，一个连的兵力，已将小岛围得水泄不通。他带伤逃跑，谈何容易？
我们不信他能逃走，便在岛上暗中寻找。找遍了岛上各个角落，问了岛上仅有的三个渔民，都未见此人。
我们随后利用巡逻的机会，劫持小火轮，逃向大陆。途中小火轮歇火。
我们七人只好泅渡，游了好长时间，力不支昏死过去。醒来时，已在解放军野战医院。
我们在康复期间，跟院方打听，有没有受伤的地下党住院。
解放军首长闻讯找来问缘故，我们说了岛上所见所闻，以及我们的怀疑。
他不信会发生这样的事。还说，他若能带伤游回大陆，那个小岛早被解放了。
他后来又给我们反馈，说一个礼拜前，确实发现有特务登陆，被他们逃了。
我们结合自身经历，觉得那位地下党逃得蹊跷。考虑事关重大，我便想找导师反应我们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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