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从西域长途跋涉而来的吕布西部军区大军，不仅要面对大月氏残余势力的顽强抵抗，还需沿途接收并整顿吏治，确保新占领区的稳定。加之冬季山区恶劣的天气条件，使得行军速度大受影响。
因此，直到太平廿六年（219年）的二月底，吕布大军才终于抵达了那座坐落于兴都库什山山脉深处、战略位置极为重要的大月氏首都——巴格拉姆。
巴格拉姆不仅是中亚与南亚大陆交通的枢纽，更是大月氏政权的心脏。它见证了无数商贾往来、文化交融的辉煌岁月，也承载了大月氏人对未来的无限憧憬。
然而，自华军攻入大月氏以来，这座城市的命运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居民为了躲避战乱，纷纷逃离了这片曾经的乐土，只留下十几万无助的百姓和二十多万心怀忐忑的军队。
首都的军队数量竟然超过了百姓，这无疑是一种讽刺，也是战争残酷性的真实写照。
那些选择留下的百姓，并非不惧怕战争带来的灾难，而是因为他们已经一无所有，逃无可逃。更何况，关于华军的传言在他们心中种下了一丝希望——华军仁义，不屠城，只要百姓安分守己，不触犯华军的战时管制制度，便能保住性命。
这种传言，虽然无法完全消除他们内心的恐惧，但至少给了他们一个留在首都、没有胡乱逃亡的理由。
至于巴格拉姆及其两座卫星城市中的守军，他们原本寄希望于天竺诸国的援助，希望借助外部力量来抵御华军的进攻。然而，现实却给了他们一记沉重的打击。
华朝海军在南亚大陆的强势行动，以及随后对天竺东海岸沿线国家的征服，彻底震慑了天竺诸国。这些国家自身难保，根本无暇顾及大月氏的困境。他们既要守护自己的国土，防止华军的进一步侵略，又要考虑如何在必要时向华军投降，以保全自身的利益。
因此，除了距离巴格拉姆较近的身毒王朝和古宁陀王国象征性地派遣了少量人员和物资进行支援外，其他天竺国家均选择了沉默和观望。
这种孤立无援的境地，让巴格拉姆的守军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他们深知，仅凭自己的力量，恐怕难以抵挡拥有步枪大炮的华军凌厉攻势。
然而，即便是在这样的绝境之下，主战派们也没有放弃抵抗的念头。毕竟，这是他们的家园，是他们的信仰和尊严所在。同时，他们也不愿意放弃现有的特权和利益。
但这只是贵族奴隶主们的想法，对普通的士卒而言，他们心中充满了不安与焦虑。他们原本以为，凭借着坚不可摧的城墙和充足的粮草储备，能够在守住国都巴格拉姆，扞卫大月氏的荣耀与尊严。然而，现实却远比他们想象的要残酷得多。
华军那如铜墙铁壁般的封锁线，如同一条无形的枷锁，紧紧扼住了巴格拉姆通往外界的咽喉。
在天竺诸国的援助并不顺利的情况下，即使华军占着山下通道按兵不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巴格拉姆城内的粮草物资也终将耗尽。到那时，这二十多万大军即便不被敌军直接击败，也会因为饥饿和绝望而自行崩溃。这种无声的威胁，比任何直接的军事打击都要来得更为致命。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大月氏的国王波调是最大的投降派。他的态度不仅让将士们感到恐慌和不解，更严重削弱了军队的士气。许多原本决心与华军决一死战的将士，在国王的动摇下，也开始动摇起来。
他们开始怀疑，自己究竟是为了什么而战？是为了守护这片土地，还是为了一个已经失去信念的君王？
太平廿六年（219年）二月廿七日，吕布、张飞、孙策率领着华朝大军抵达了巴格拉姆城下。
这座贵霜帝国的首都，以其依山临河的地理位置、坚固的城墙和深邃的护城河，展现出了贵霜帝国的威严与辉煌。与西域各国相比，即便是乌孙、大宛这样的强国，其首都的城墙坚固程度也无法与巴格拉姆相媲美。
然而华军却并未因此而感到为难，因为他们深知自己手中的热武器是跨时代的存在，是足以改变战争格局的利器。巴格拉姆城中那些没有亲眼见过火炮威力的大月氏人，根本无法想象这种武器所带来的毁灭性打击。
吕布等人对于攻下巴格拉姆充满了信心，他们一路行来已经无数次见证了自家火炮武器的威力，深知这座看似坚不可摧的城市，在火炮的轰鸣声中，终将化为一片废墟。
然而，即便如此，吕布也并未完全放弃劝降的可能。吕布知道，如果能够通过劝降的方式，让大月氏人主动打开城门，那么不仅能够减少炮弹的消耗，更能够避免不必要的伤亡。
毕竟，炮弹从国内经过河西走廊、西域，再绕一大圈运送到这里，其中所耗费的财力和人力都是巨大的。虽然华朝海军舰队如今已经占领了大月氏在阿拉伯海的沿海城市，可以从海上进行补给，但距离巴格拉姆仍然有着不短的距离。
因此，如能劝说巴格拉姆的月氏人直接献城投降，节约一些炮弹，终究还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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