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精神财富而言，作为占星家、占卜家的巫咸，上观天象，下测人事，将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占星术为主的巫术升华为远古闻名的巫文化，功盖前贤。
商代的许多甲骨文片，就是占卜用的，其中不少天象记录，正是占星术发达的证明。古代史籍中常见的巫咸，就是着名的占星家。
作为占星家的巫咸，结合自身的实践，归纳前人的经验，发展了上古的星象学。
巫咸的研究成果，对后世有极大的影响。到了周代，星象研究学就固定下来。春秋时代占星术更为盛行。 古代星象学十分重视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的活动。
巫咸等占星家就是记录五大行星的位置变化来判定与其他星宿及日月的关系，预测人间的事变。
巫咸是天人感应论者，他按天上五大行星，对应人间，将地球上万物归为“金、木、水、火、土”五行，发明了《巫咸五星占》，虽此书已失传，但在长沙马王堆三号墓中出土的帛书中有《五星占》，长约八千字，是春秋时石申（魏人）甘德（齐人）而着。
巫咸身为上古的占星家，是天文学的鼻祖，又是用筮占卜的创始人。占卜的哲学原理是阴阳学说，它起源于夏，盛行商，成型于周。阴阳的意义是日光的向背，向日为阳，背日为阴，后来引申为气候的寒暖。
古代思想家把看到的一切现象视为正反两个面，用阴阳这个概念解释两种对立和相互消长的物质势力。阴阳不但统揽了事物对立的两方面，而且具有两种相反的不同属性。
古人认为天为阳，地为阴，双为阳，单为阴，男为阳，女为阴（以“一”为阳，以“一一”为阴），阴阳既有对立的一面，又有统一的一面。古人还认为阴阳互根，它们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即没有阴，阳不能存在，没有阳，阴也不能存在。
《素向阴阳象大论》云：“阴在内，阳守之，阳在外，阴之使也。”至于老子说的“一阴一阳谓之道”和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那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了，是阴阳学说发展，是流而不是源。
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的占卜学，在巫咸时已有了长足的发展。
巫咸合理利用了阴阳学说，出于对自然的崇拜和对先人的崇拜，出于为人祈禳纳吉，把天星占的金、木、水、火、土五行学说与阴阳学说结合，继承和发展了夏人的占卜成果。
《殷墟书契前编》七·四四卜云，“乙卯卜，昱丙雨”，“辛亥卜，昱壬雨”，这正是殷警方占卜学在夏的基础有了发展的佐证。《山海经》载：“伏羲得河图，夏人因之，曰《连山》，黄帝得河图，商人因之，曰《归藏》。列山(炎帝神农)氏得河图，周人因之，曰《周易》。”
古代的先贤们认为万物都存在于一个对立统一体中，发明了太极图，以一个圆圈，一条“S”形太极曲线，一黑一白两个点为阴阳的基本元素，揭示万物对立、互渗、互补、相依相生的复杂关系及无穷无尽的变化。
以占星术和占卜术为主要源头的巫文化，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逐步丰富，逐步完善，也逐步显现出它的巨大的影响力。
姬昌在囚禁期间，写下了《周易》一书，将伏羲氏的先天八卦、神农氏的连山八卦和轩辕氏的归藏八卦规范化、条理化，演绎成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有了卦辞、爻辞。
在诸子百家争鸣之前，巫文化在华夏社会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巫师作为原始社会早期的知识分子，掌握了文学、医药、音乐等领域的专业知识，对于推动当时社会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巫文化也具有一定的神秘性和宗教色彩，它强调通过巫师的媒介作用来沟通天地、解释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
孔子作为儒家的代表人物，对巫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强调天命和道德的重要性，而不愿轻易地谈论鬼神之事。
孔子通过改造神话传说人物，如尧、舜、禹等，将其从神话传说中剥离出来，转变为历史人物，从而削弱了巫文化的宗教色彩。
儒家还强调通过自身的修养和道德实践来达到与天地的沟通，而不是依赖巫师的媒介作用。这种思想对巫文化的转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墨家、道家、兵家等流派也对巫文化进行了批判和转型。他们强调理性思维和自然规律的重要性，反对巫术的神秘主义和宗教色彩。
诸子百家争鸣为巫文化的转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动力。在争鸣的过程中，各种思想流派相互碰撞、相互借鉴，形成了新的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这些新的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逐渐取代了巫文化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推动了社会的文化进步和发展。
通过批判和转型，巫文化逐渐从神秘主义和宗教色彩中解脱出来，向更加理性、科学的方向发展。这一转型不仅推动了社会的文化进步和发展，也为后来的华夏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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