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结果未定，但“驴肉张”茶棚里的这场争论，却像一颗种子，播撒在了市井小民的心中。
“法治高于人治”。
这个来自庙堂之上、由魏渊竭力推动的、看似遥不可及的理念，第一次在这最底层的市井角落里，与延续千年的“王法”观念，发生了真切而笨拙的碰撞。
它带来的不是立刻的理解，而是困惑、争论和一丝微弱的希望。
张驴儿们或许还不懂《宪纲》的条文，但他们开始隐约觉得，以后受了委屈，除了盼望“青天大老爷”，似乎还可以指望那个叫“法”的东西，能给自己一个“说法”。
这种底层观念的悄然松动，正是制度得以扎根的最初土壤，其意义，远比一场朝堂辩论更为深远。
大明这艘巨轮的方向盘，在经过《钦定皇明宪纲》的改造后，已然易手。曾经系于天子一身的至高统治权，如今转移到了一个名为“皇家内阁”的机构手中。
说白了，这就是从皇帝一人独断，变成了内阁一群重臣的群策群力。
这个内阁，俨然就是帝国真正的决策发动机和执行官。它的核心班底是这样搭建的。
内阁的核心班底。
元辅（首席辅臣），这是内阁的掌舵人，头把交椅。按照新规，由魏渊创建的“中华党”的党魁担任。
因此，魏渊作为党魁，毫无悬念地成为了首任元辅。
他的产生，需经皇家内阁内部推举，再由皇帝履行任命手续（即便皇帝反对，内阁二次推举的结果即为最终定案）；也可由皇帝提名任命，但必须通过皇家内阁表决通过。
元辅负责统筹全局，是皇家内阁当仁不让的核心。
次辅，内阁的二号人物，是元辅的主要副手，协助处理核心事务。人选由皇帝参考元辅的推荐和官员资历后任命。
一旦元辅因故不在，便由次辅暂时接管，确保内阁运转不停摆。
三辅与群辅，三辅是固定的第三号人物，三辅之后的其他成员则统称为“群辅”，他们共同构成内阁的决策群体。
整个内阁规模控制在十人以内，每位成员分管一摊，如军事、财政、外交等具体领域。
在这个集体领导的框架下，元辅掌握着最为关键的权力杠杆。
决策主导权，所有国家大事，如立法、战争、巨额开支，都由元辅主持内阁会议讨论。
当成员意见不一时，他有最终的协调权和拍板权，形成的方案再提交给皇帝走程序批准。
人事建议权，次辅、三辅及群辅等重要职位的人选，主要由元辅向皇帝举荐。
内阁下属各关键部门的负责人，也需经元辅审核提名。
这意味着，元辅对内阁团队的组建拥有极大的话语权。
内阁整体对皇帝负责，而元辅是唯一的法定汇报人，代表内阁呈递奏疏、汇报工作。
一旦内阁决策出错，首要责任也由元辅承担，甚至需要自请处分。
严格的秩序与晋升，内阁内部等级分明，秩序井然。
议事时，元辅的意见优先级最高，次辅其次，三辅及群辅主要负责提出建议，一般不能挑战元辅和次辅的最终决定。
职位出现空缺时，通常按资历和排位依次递补。
比如三辅出缺，优先从排名最前的群辅中选拔；次辅出缺，一般由三辅顺位晋升。除非特殊情况，皇帝才会破格指定越级晋升。
这套精密的制度设计，确保了权力既集中高效，又具备集体智慧，更通过明确的规则避免了无序争斗。
当魏渊以元辅身份第一次主持内阁会议时，他清楚地意识到，大明王朝已经告别了乾纲独断的时代，步入了一个由制度与规则主导的崭新阶段。
永熙四年春，大明第一届皇家内阁的名单正式昭告天下。
当那一个个名字映入眼帘时，朝野上下在短暂的惊讶后，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奇异的、普遍的认可感。
明眼人都看得出，这套班底，基本上就是魏渊担任柱国太宰时期核心班子的升级版，但细微之处，却尽显高超的政治智慧。
崭新的皇家内阁议政大厅，格局与旧日殿堂截然不同。昔日象征着绝对权威、须臣子仰视的高高堂案已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巨大的、光泽沉静的红木圆桌。
这张圆桌，不仅是家具的更换，更是权力运行模式的直观宣告。
在这里，商议将取代听令，集体决策将淡化个人独断。
魏渊作为元辅，自然坐在主位，但他的座位只是略高于其他成员，象征着集体领导。
次辅孙传庭，这位历经宦海沉浮的老将，以干练务实着称，他负责统筹全国行政，他面前堆着厚厚的各地民生恢复报告，正与负责经济事务的群辅黄轩、也是大明最大经济实体远东商会的经营者，低声交换着意见。
三辅洪承畴，这位经历曲折的老臣，如今转而负责立法与礼仪这类更具象征性和规范性的工作，他仔细审阅着新拟定的《议会选举暂行条例》，这将是接下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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