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负责处理天津教案一事，然而在此事发生前后，他常常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
他曾经感叹道：“外惭清议，内疚神明”，这句话充分显示出他内心深处尚存良知以及对国家深沉的热爱之情。
尽管如此，他之所以会采取那样的处理方式，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在于他对于国家和民族所拥有的力量已然丧失了信心。
在强大的外国势力面前，他唯恐因为得罪洋人而引发大规模的冲突与纷争，从而酿成无法收拾的“大祸”。
此外，当时曾国藩的健康状况已经极为糟糕，无论是身体上的体力还是思维上的脑力，都已经处于极度衰退的状态。
面对如此错综复杂且影响重大的案件，他实在感到力不从心，难以妥善应对。这无疑成为导致他在处理天津教案时表现不佳的又一重要缘由。
与此同时，曾国藩还将一部分责任归咎于崇厚对他的误导。
在写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件当中，他反复提及：“诸事唯崇公之言是听……最终落得名裂而无法挽救自身失败的下场。”
并且表示：“之前由于受到崇厚的错误引导，自己过于软弱妥协；从今往后，应当独立自主地做出决策。”
不过，将所有责任完全推卸到崇厚身上显然并非实事求是的态度。
事实上，在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中，曾国藩本人也存在着诸多判断失误和处置不当之处。
诚然，崇厚乃是一个昏庸无能、腐败堕落的满族大臣，其后更是沦为臭名昭着的大卖国贼。
在处理天津教案时，此人出了诸多馊主意，着实令人愤恨不已。
然而，归根结底，此事还是得归咎于曾国藩自身意志不坚，缺乏主见，过于软弱柔顺。
要知道，曾国藩当时的声望和地位远高于崇厚，可他一直对那些有着皇室背景撑腰的满族大臣心怀畏惧。
数年前，曾国全毅然决然地上书弹劾官文，曾国藩得知此事后，犹如惊弓之鸟一般，惶恐不安，仿佛一场巨大的灾难即将降临到自己头上。
于是，他匆忙写信给曾国荃加以斥责，生怕因此而惹恼了那些满族权贵。
相较之下，左祖棠在对待满族大臣的态度上则与曾国藩迥然不同。
左祖棠心里自然明白，轻易去招惹满族大臣绝非明智之举，也曾对儿子孝威言道：“跟旗员发生争执拌嘴，往往会自讨苦吃。”
不过，一旦遇到关乎国家利益的重大原则性问题，左祖棠便绝不会有丝毫退让之意。
曾经，左祖棠就因为某些事情与穆图善据理力争，毫不示弱。
不仅如此，他还上奏朝廷请求将穆图善所率领的部队予以遣散撤离。
因为穆屠善在宁夏府的军队对于革命军造成不了任何伤害。
另外，对于成禄这个人，左宗棠也是多次上奏参劾，最终使得成禄遭到缉拿审讯。
由此可见，在维护国家利益的道路上，左宗棠始终坚定不移，勇往直前。
左宗棠和曾国藩在年轻的时候便是亲密无间的挚友。
那时的他们怀揣着满腔的热血和抱负，一同踏上了追逐梦想的道路。
尤其是在太平天国运动后期，左宗棠、曾国藩以及胡林翼三人更是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共同铸就了坚不可摧的湘军联盟。
这个联盟不仅在战场上屡立战功，更是成为了当时令人瞩目的一股强大力量。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局势的变化，湘军联盟最终还是走向了解体。
但即便如此，左宗棠和曾国藩之间依然保持着相互扶持和维护的关系。
当曾国藩离世之时，左宗棠悲痛欲绝，他亲自挥笔写下了那副流传千古的着名挽联——“同心若金，攻错若石”。
这幅挽联无疑生动地展现出了两人之间深厚且真挚的情谊，证明了他们乃是可以同生共死的至交好友。
不过，尽管左宗棠和曾国藩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但他们在许多方面却存在着显着的差异。无论是性格脾气、兴趣志向，还是个人能力以及各自的生活经历等等，都大相径庭。
特别是在面对列强侵略这样重大的问题时，两人所持的态度也是截然不同的。
比如在处理天津教案这件事情上，他们便产生了极大的分歧。
而后来的“海防塞防之争”，同样使得他们各执一词，难以达成一致的看法。
相比之下，左宗棠与李鸿章之间的争论则要更为激烈和严峻得多。
不少历史学家在对这段历史进行评价时纷纷指出：“在当时清政府中央和地方那些掌握着实权的人物当中，唯有左宗棠一人敢于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提出办理天津教案所应当秉持的爱国立场。并且在此事过后，还毫不畏惧地指责曾国藩的投降式外交策略，严厉批判曾国藩等人所倡导并推行的洋务运动只不过是一种毫无实际意义的‘空言自强’罢了。”
由此可见，左宗棠在诸多关键问题上始终坚守着自己坚定的信念和原则，其刚正不阿的形象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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