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案＃】
【叫魂案，一场爆发于乾隆年间的案例，一般认为邪教或反清复明势力作乱。
这场大案的起始原因虽然早已不可捉摸，但最后却成了一场大型的社会服从性测试。
服从性测试并不是一个很现代的东西，古人或许不叫这个名字，或许也未曾总结归纳。
但自人开始有群居生活开始。
上级对下级，丈夫对妻子，父母对儿女便有使用。
这场最初或许是民间迷信的小案，变成了一场由统治集团精密操控的针对亿万人民的社会服从性测试。
始于一则荒诞的谣言，终于一场不需要真相的，打上引号的“盛世”。
这场案件第一个被公开斩首的妖人是一个在土地庙躲雨的乞丐。
判决书显示他的罪名是：眼神可疑。
据说术士们可以通过人的头发、衣物，甚至是名字就可以做法吸取人的精气，直至精尽人亡，这就是叫魂。
衙门的处理刚开始也只是按照一般的治安问题对付一下。
但随着这种案子的增多，有政治嗅觉的官员就觉得不对味了。
所有被叫魂的人发辫都丢失了。
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
这到底是巧合还是有人意图谋反？
于是连忙上报紫禁城。
在乾隆看来，满清入关时的留发不留头，早已将发辫作为汉人臣服的标志。
此时江南悄然升起断发叫魂的巫术恐慌绝非偶然。
根据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邪教案》显示：叫魂案爆发前三年，江浙秘密会社成员增百分之四百，民间私刻‘反清复明’印信查获量激增二十三倍。
发辫作为‘满清统治合法性的图腾’正在松动。
乾隆需要的不是辟谣，而是一场重新激活社会恐惧的精神发辫接种。
随即，粘杆处的密探在杭州茶楼放出关键谣言：“被剪辫者，七日必亡。”
死亡倒计时让每个清晨摸到脑后发辫的平民，都成为了皇权的义务报警器。
《杭州府志》记载：仅乾隆三十三年四月，全省就发生一千七百四十二起自剪发辫的报案。
人们宁可伪装成受害者，也不敢被划入潜在造反者的名单。
更可怕的是叫魂这么一件纯扯淡的事，经过上纲上线，每个普通人，无论善恶，都有了合理合法、栽赃诬陷别人的权利。
它会无限放大一些小人物在接触权力时那种近乎刁难的恶。
而对于那些温顺的底层人来说，会面临随时被别人诬陷的风险。
这就是乾隆要的效果，通过激活全民告密体系、制造人人可能被剪辫的随机恐惧，实现人人必须向皇权求救的绝对依附。
台北故宫馆藏的《乾隆朱批奏折》中就记载有乾隆给两江总督高晋的密谕：“此番非为除妖，实乃验看人心。”
一场看似荒唐的除妖大运动，其实质也是皇权对官员忠诚度的量化考核。
但有些官员不上道，或者说是政治嗅觉不灵敏。
山东巡抚富尼汉在最初上报抓获了十六人，立即受到乾隆的斥责：“他省皆数百，尔独异乎？”
你抓的对不对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抓的多不多！
抓少了就等着挨骂！
为此，乾隆还推出了激励机制：每斩首一人记『忠勤分』五点，超额度抓捕可抵赋税欠额，一个人头可以抵一百两税银。
刑部主事以上官员按月可以领取『勤王津贴』。
在这种算法驱动下，浙江萧山县令一夜刑讯致死三名乞丐，创下单日结案率百分之三百的记录。
江苏按察使发明“连坐速捕法”，将单个谣言案扩展为十八户五十三人的邪教集团。
而此时全国监狱爆满，还催生出了“站笼租赁”的新兴产业。
当所有的百姓都活在恐惧中，忙着自证清白时，一场官僚系统针对民脂民膏的系统性掠夺也正在悄然展开。
刑部发明赎魂银，只需缴纳两百两可自动免疫摄魂。
两百这相当于农民二十年的收入，没有钱不要紧，刑部甚至会很贴心的给你介绍贷款途径。
户部拨付四十八万两“缉妖银”专款，实际用于抓捕金的仅九万两。
至于剩下的三十九万两到哪里去了？
懂得都懂。
苏州织造局借“搜查妖书”的名义，吞并民营机户一百七十家，实现行业垄断。
浙江海塘工程款被挪用缉妖后，次年台风冲毁堤坝，致九万人溺亡。
公元1768年，案发当年，江浙米价上涨70%。
通过《清高宗实录》的记载，可以知道：在这场叫魂案中，真正被处决的妖人只有三十七人，在缉拿过程中虐杀致死者有四百二十八人，但因恐慌导致间接死亡的高达三十一万七千人。
叫魂案中最可怕的后果并不是死亡数字，而是对民族心理的永久性阉割。
这种封建集权统治的本质就是让所有人活在人为制造的恐惧里，直到忘记人应有的模样。】
清，乾隆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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