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的葬礼结束那天，我在他枕头下摸到了这块表。
铜壳子被磨得发亮，表盖边缘有道月牙形的凹痕，像被人用牙啃过。表盘里的指针停在三点十四分，秒针却还在极缓地跳动，每走一格，就发出细如发丝的“咔”声，像是骨头在摩擦。
“这表邪性，扔了吧。”小叔蹲在门槛上抽烟，烟蒂烫穿了他的黑布鞋，“你爷爷最后那几年，总半夜对着它说话。”
我把表揣进兜里，金属贴着皮肤泛起冷意。这是爷爷年轻时从旧货市场淘来的，据说是民国时期的玩意儿。他总说这表能“记事儿”，我以前只当是老人的糊涂话。
回城里的高铁上，表突然开始发烫。我慌忙掏出来，表盖不知何时弹开了，表盘里的阿拉伯数字正在融化，墨色的液滴顺着铜壳往下淌，在牛仔裤上洇出深褐色的斑，闻着有股铁锈混着杏仁的怪味。
更诡异的是，指针动了。
不是顺时针走，而是倒着转。分针追着时针，在表盘里转圈，发出越来越急的“咔咔”声，像有人在敲棺材板。我按住表盖想合上，却摸到内侧刻着行小字，是用极小的楷体写的：“寅时三刻，魂归处。”
这时，邻座的老太太突然抓住我的手腕，她的指甲泛着青黑，死死抠着表壳：“这表……见过血吧？”
我吓了一跳，想抽回手，却发现她的手掌像粘在了铜壳上。老太太的眼球浑浊发黄，瞳孔里映着倒转的指针，嘴角咧开一个僵硬的弧度：“三点十四分，该喂表了。”
话音刚落，表盖“啪”地弹回原位，发烫的铜壳瞬间凉透。老太太像被抽走了骨头，瘫在座位上翻白眼，嘴角淌出白沫。乘务员赶来时，她已经没了呼吸，法医检查后说是突发心梗，但我清楚地看到，她手腕内侧多了道月牙形的红痕，和表盖上的凹痕一模一样。
高铁在凌晨三点十四分抵达终点站。我攥着表冲出车站，冷风灌进喉咙，带着铁锈味。打车回家的路上，司机总通过后视镜看我，最后忍不住说：“小伙子，你兜里揣的啥？我这计价器倒着跳呢。”
我低头看表，指针还在倒转，已经从三点十四分跑到了十二点整。而司机的计价器上，金额正从起步价往回退，数字每跳一下，车窗外的街景就模糊一分，路灯变成拉长的光带，行人像被揉碎的影子。
“师傅，停车！”我猛地推开车门，踉跄着冲进小区。身后传来刺耳的刹车声，回头时，出租车已经消失在浓雾里，只有计价器最后显示的“0”，像只睁着的白眼。
家里的门锁是坏的，我拧了半天才打开。客厅的挂钟停在三点十四分，和爷爷的表分秒不差。冰箱里的牛奶结着冰，瓶身上的生产日期是昨天，保质期却印着“2003年7月14日”——那是我爷爷去世的日子。
我把表扔在茶几上，冲进卫生间想洗脸，抬头却看到镜子里站着个穿长衫的男人。他背对着我，手里拿着块和我一模一样的铜表，正在用一块染红的绒布擦拭。镜中的瓷砖墙上，挂着本泛黄的日历，日期停留在民国二十六年，七月初七。
“擦三遍，血就干净了。”男人突然开口，声音像砂纸磨过铜器。他缓缓转过身，我这才发现他没有脸，脖子上空空的，只有血浆往下滴，落在铜表上，发出“滋滋”的声响。
我尖叫着后退，后脑勺撞在门框上。镜子里的男人消失了，只有我的脸在镜中扭曲，左眼的瞳孔里，倒转的指针正在转圈。
这时，茶几上的表响了。不是“咔咔”声，而是清晰的脚步声，从铜壳里传出来，一步一步，像是有人穿着皮鞋在走楼梯。我壮着胆子拿起表，贴在耳边听，那脚步声越来越近，最后停在表盖内侧，接着是指甲刮擦铜壳的声音，一下，又一下。
“谁在里面？”我颤声问。
表壳震动了一下，像是在回应。我突然想起爷爷临终前说的胡话，他总对着空气喊“阿禾”，说“表饿了”。当时以为是老年痴呆，现在想来，他说的或许是真的。
凌晨四点，我抱着表坐在沙发上，不敢合眼。窗外的天开始泛白，但阳光透不进来，小区里的树影全是歪的，像被人拧过的麻花。对面楼的王阿姨突然出现在楼下，她穿着睡衣，眼神呆滞地往单元门口走，手里拿着把菜刀，嘴里念叨着：“三点十四分了，该切肉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冲到窗边往下看。王阿姨的丈夫追出来拉她，却被她反手砍在胳膊上，鲜血喷在地上，像朵绽开的红梅。而王阿姨看都没看丈夫，径直走到单元门口的老槐树下，开始用菜刀挖树根，嘴里反复说：“埋深点，表才不会叫。”
这时，我手里的表突然发烫，倒转的指针停在了三点十四分。表盖自动弹开，表盘里渗出暗红色的液体，顺着我的手指往下流，滴在地板上，竟像有生命般，往门口的方向爬。
王阿姨被警察带走时，我看到她的睡衣口袋里露出半截铜链，和我这块表的链子一模一样。她路过我家楼下时，突然抬头往我的窗户看，嘴角带着和那个老太太一样的僵硬笑容，无声地说：“该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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