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海里那个声音，一遍又一遍地低语，带着蛊惑的魔力，牵引着他，去推开那扇封存了十多年、落满了记尘埃的门。
时光倒流，景象倏忽变幻。那是七十年代末，秋初，空气里还残留着暑气的燥热。是路边一个简陋的小吃摊。支着油布棚子，挂着一盏咝咝作响的煤气灯，光线昏黄却足够照亮几张矮桌和几只小板凳。锅里翻滚着混浊的卤水，散发着茴香、八角混合着下水杂碎的浓烈气味。这是这个时代街头巷尾最常见的风景。
沈道庆正坐在一张小板凳上，身形比现在单薄，眉头紧锁，仿佛有化不开的愁绪。桌面上，放着一瓶喝了一半的“光明”牌啤酒，一碟几乎没怎么动的花生米，花生衣蔫蔫地黏在碟子边。
“拿钱出来买徐家汇手上的股份？”这个念头像一根针，狠狠扎了他一下。他仰头灌了一口啤酒，那味道苦涩得像他此刻的心情。
徐家汇。这个名字在他舌尖滚过，带起一阵复杂的暖意和酸楚。他们曾是大学的同窗。他沈道庆，从农村考上来，是整个班里最穷的学生之一，每月靠着国家发的十几块钱助学金和家里偶尔捎来的腌菜酱瓜过活，饭票总要算计着用到月末，餐盘里常见的是白米饭和一小撮炒青菜，不见油腥。
而徐家汇，是班里出了名的“小开”（少爷）。他穿着时髦的“的确良”衬衫，有时候甚至是稀罕的“的卡”裤，脚上是擦得锃亮的皮鞋，手腕上戴着那块让人艳羡的上海牌手表。他性格爽朗，出手阔绰，见沈道庆整天清汤寡水，便会很自然地在食堂打饭时，多买一份红烧肉或一个大排，不由分说地拨到他碗里。“道庆，帮帮忙，消灭掉，我今天胃口不好。”他总是这样，用轻松的语气维护着沈道庆那点可怜的自尊。
毕业后，分配工作的浪潮没能把他们冲散。怀揣着干一番事业的热情，他和徐家汇，这两个背景迥异的年轻人，凑在一起，用徐家汇从家里磨来的启动资金和沈道庆攒下的几十块钱，在宝安区一条小马路上租了个小门面，挂出了“汇庆贸易公司”的牌子。
公司最开始的时候，股东只有他和徐家汇。徐家汇出了大头，占了60%的股份，沈道庆出了人力和微薄的积蓄，占了40%。理想很丰满，现实却骨感得硌人。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起，但做点小买卖，依旧是摸着石头过河，处处是禁区，步步要小心。公司经营了两年，根本半死不活。倒腾些服装、电子表、计算器，赚的差价勉强付了房租水电，时常连工资都开不起。
那段时间，沈道庆为了省下通勤费和房租，干脆卷铺盖睡在了公司那张破沙发上。伙食则基本都是由徐家汇包了。徐家汇常常从家里带饭，一式两份，总有鱼有肉。或者到了饭点，就拉他出去下馆子，依然是那句：“帮帮忙，我一个人吃没劲。”
引入牧青凡做新股东是无奈之举，也是唯一能让公司活下去的办法。牧青凡比他们年长几岁，路子野，关系多，在省政府某个闲散部门有个职务，人脉通达。他看中了汇庆公司虽然不赚钱，但“硬件”齐全——电话、办公桌、甚至还有一台徐家汇托人从港市带来的二手打字机。对于一个贸易公司来说，这面子工程算是撑起来了。这些都是徐家汇出钱购置的，所以计算公司资产时，牧青凡坚持按市价评估，价值竟也翻了一翻。
加入的股东，除了牧青凡，还有江峰。而江峰原本只是徐家汇老爷子塞进来，让他“学习学习，体验生活”，公司的一个“免费”小跑腿，干些搬运、送信的杂活。
然而这次引入股东，实则也是为了融资，投入牧青凡提出的一个新项目——从南方批发电器元件。需要的款项不小，牧青凡表示可以出一部分，剩下的，徐家汇原本拍胸脯说他来想办法。但最后时刻，出乎所有人意料，江峰以入股的形式投资那笔钱。
就这样，公司的股份结构彻底改变：徐家汇30%，牧青凡30%，江峰20%，沈道庆20%。徐家汇的股份被大幅稀释，但他似乎并没太在意，只是拍了拍沈道庆的肩膀说：“没事，道庆，公司能活下来就行，股份多少无所谓。”
项目开始经营，起初确实红火。但很快沈道庆就察觉出不对劲，牧青凡所谓的项目是销售来路不明“电器元件”，涉及走私。钱是赚到了一些，但大部分利润，都被牧青凡拿去“打点”各路关系了，实际到能分到股东手里的，并没有多少。
几个月后，一批货被海关扣下，定性为“违规操作”。牧青凡上下打点，让公司仅存的一点积累一扫而空，才把事情压下去。
而几个月前发生的那次危机，更是让公司仅存的一点积累被一扫而空。公司一批货被海关扣下，定性为“违规”。牧青凡上下打点，花了巨款才把事情压下去，勉强保住了公司。
现在，徐老爷子（徐家汇的父亲）不知从哪得知了消息，开始紧紧盯着公司和徐家汇，严令他不许再碰那些“歪门邪道”的业务。这等于要掐断公司目前唯一的财源，几乎宣判了公司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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