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觉得不合理，也“没有人”去质疑朝廷这样默认多收一笔税钱的行为。
朝延尝到了甜头，就继续巧立名目，维续给百姓加税，直到百姓彻底受不了，官逼民反了。
王朝覆灭，进入下一个轮回。
新开的王朝虽没有再搞苛捐杂税，但同样也没把前朝的摊派多征给免去，只是将其合并为一，定为正税的份额，并且禁止后代再加税害民。
然后呢？
没有用！
在黄宗羲定律的无形大手之下，朝廷总会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面临暂时的钱不够花，国库入不敷出，就只能稍微违背一下“祖训”，去给百姓加税。
等尝到了甜头，又是控制不住，继续加税，直至官逼民反……
如此循环往复，没有一个王朝能够摆脱黄宗羲定律的怪圈陷阱。
汉、唐、宋、元、明不断累积之下，到了本朝大明，说是要“薄税养民”，实则正税的税额早已比之重税的两宋都差不了多少。
为什么康熙要搞“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因为黄宗羲就是明末的人，他既然提出了问题，清朝当然有明白人能看出来问题的严重，也知道清朝的赋税早就已经高的吓人，比之横征暴敛、民不聊生的明末都差不了多少。
为了能稳定民心，安抚百姓，康熙便下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圣旨。
什么？减税？
减什么税，那都是螨清八旗老爷们的钱，为什么要减税？
讲个笑话，螨清都入主中原了，都还在征收“辽饷”。
我收钱打我自己？
杨士奇听罢朱高炽的简述，沉吟良久，忽地站出来说道：“陛下，林先生所讲《国家管理科学》确实颇有道理，国家之所以败坏，在于军队盲目追求血酬，官吏盲目追求仕途与财富。
但若以考成新法，取代‘京察’和‘大计’，来使吏治变清，或许会有效果，可举国上下的官吏，恐怕也将因此而惶惶不可终日！”
杨士奇说这话不是出于私心，而是觉得这样是否有些矫枉过正了。
改革本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如此重拳下去，怕是全天下的官吏都得感到恐慌了。
朱高炽尚未开口，夏原吉却是站了出来，驳回道：“杨侍郎所言或许有些道理，但杨侍郎可知前宋庆历三年，时范仲淹（第二年写的《岳阳楼记》）为宋廷参知政事，上书建议十事，主张建立严密的任官制度，而深忧各路（省）监司等官吏‘不才’，便下决心澄清吏治。
范仲淹翻阅登记各路监司的簿册，凡遇不才（庸官、贪官等）姓名，皆一笔勾之，以次更易。而枢密使富弼平日素以‘丈’（长辈）尊称范仲淹，见此情景，便试图劝阻他说：丈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矣！
范仲淹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
以“不才”官吏一家之“哭”，而换取一路百姓不“哭”，这是范仲淹任免官员、澄清吏治的主要标准。
夏原吉话音落下，朱高炽接过话茬点头应道：“夏爱卿说的不错，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既要澄清我大明吏治，此为天下百年计，便是举国上下官吏惶惶不可终日，朕也在所不惜！”
眼看陛下有如此决心，杨士奇明白自己说什么都没用了。
这是必然的结果，考成法要是能推行下去，就注定了一定会有庸官或贪官。
优胜劣汰，从严治吏。
既然是庸官，那就注定要被同僚卷下去，卷到裁汰削职，卷到罢官归乡。
几百年前的范仲淹就已经把道理摆明了，官吏一家的痛苦，换取一省百姓的丰乐，这是一笔很划算的买卖！
朱高炽说着，又补充了一句：“而且，朕也非是什么暴虐之君，今后考成新法颁下，天下胥吏皆可以此考成新法，而论功升阶进官！”
这补充的一句才是绝杀！
这已经不是简单放开一道口子了，而是彻底免去了“胥吏不可做官”这条历朝都约定俗成的惯例。
或许有些胥吏对此可能不以为意，但至少绝大部分胥吏，肯定都是愿意去做官的。
永远不要小看华夏这片土地上，普通人对于做官的追求，哪怕胥吏这种半只脚踏进了官场阶层的，同样也不例外。
长期处于官场鄙视链的最低端，虽然手中掌握了一些权力，但同样也让他们更渴望去当官。
只有当官了，家族才能兴旺，只有当官了，自己才不会被人看不起，才能扬眉吐气！
……
考成新法就这么敲定，甚至没有经过太多商讨。
因为大体框架林煜已经给出来了，只要后续补充一些细节，在执行时不要留下太明显的漏洞就行。
也多亏前面已经推行过不少改革，当中不乏有越来越大胆，对士绅动刀越来越狠的存在。
与之相比，考成法似乎也就那样。
说完了考成法，朱高炽这才说起了自己这次的真正目的：“朕经深思熟虑，决定于明日大朝正式下诏，册林先生为我大明国朝帝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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