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以后，门阀制度衰落，但联姻的政治功能并未减弱。科举出身的官僚与地方豪强通过联姻结合，形成新的利益集团。北宋宰相王安石推行变法时，曾试图通过联姻拉拢富弼、文彦博等保守派官员，尽管最终失败，却反映了联姻在政治博弈中的重要性。明清时期，“官商联姻”更为普遍，晋商常与蒙古王公、朝廷官员联姻，徽商则与江南士绅通婚，通过血缘纽带将商业资本与政治权力深度融合。
### 二、权力寻租的运作逻辑：从“潜规则”到“显规则”
权力寻租的本质，是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当世家大族的权力网络编织完成后，他们便通过操控官员任免、干预政策制定、垄断经济资源等方式，将公共权力异化为家族谋利的工具。这种寻租行为最初可能只是“潜规则”，但随着势力的膨胀，逐渐演变为“显规则”，甚至动摇王朝的统治根基。
#### 1. 操控官员任免：“选官权”的私有化
官员任免是官僚体系的核心环节，也是权力寻租的“重灾区”。世家大族通过贿赂、请托、威逼利诱等手段，操控地方乃至中央的选官权，将“朝廷命官”变为“家族私吏”。
汉代的“举孝廉”制度本是选拔人才的良策，但到东汉后期，却被世家大族垄断。《后汉书·种暠传》记载：“河南尹田歆外甥王谌，名知人。歆谓之曰：‘今当举六孝廉，多得贵戚书命，不宜相违。欲自用一名士，以报国家，尔助我求之。’”可见，贵戚的“书命”（推荐信）已成为选官的主导因素，寒门士子若无“背景”，即便才华横溢也难以入仕。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更将这种垄断制度化，中正官多由世家大族担任，评定人才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选官权彻底沦为门阀士族的私产。
唐代科举制度本为打破门阀垄断而设，但“行卷”“温卷”之风盛行，士子需向达官贵人呈送诗文，以求推荐。这使得科举考试的公平性大打折扣，世家子弟凭借父辈人脉轻易获得推荐，而寒门士子则需付出更多努力，甚至“十年寒窗无人问”。更有甚者，直接通过“关节”（行贿考官）获取功名。唐宣宗时期，考官裴坦主持科举，其女婿杨收“密以金帛谢坦，求中甲科”，最终杨收果然“擢第”。这种“买官卖官”的行为，使得官僚体系吸纳的不再是人才，而是“关系户”，严重削弱了政府的治理能力。
明清时期，“捐纳”制度（即花钱买官）成为合法的选官途径，进一步加剧了选官权的私有化。据《清史稿·选举志》记载，康熙年间，为平定三藩之乱，朝廷大开捐例，“知县捐银一千两，州同捐银八百两”，大量商人、地主通过捐纳进入官场。这些“捐官”上任后，首要任务便是“捞回成本”，通过搜刮民脂民膏、贪赃枉法来实现“投资回报”，形成“捐官—贪腐—再捐官”的恶性循环。
#### 2. 干预政策制定：“立法权”的工具化
政策制定是国家治理的“方向盘”，世家大族通过影响皇帝近臣、拉拢朝中权贵，将家族利益嵌入国家政策，实现“政策寻租”。这种寻租行为往往更为隐蔽，但其危害也更为深远。
汉武帝时期，实行“盐铁官营”政策，本意是增加中央财政、打击地方豪强，但却成为官僚与商人勾结寻租的工具。负责盐铁专卖的官员与地方豪强暗中勾结，“吏或不良，禁令不行，故民得占租鼓铸煮盐之时，富商大贾，冶铸鬻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史记·平准书》）。他们通过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垄断销售等方式，将盐铁之利纳入私囊，导致“百姓苦之”，中央财政反而受损。
唐代的“两税法”改革本是为解决均田制崩溃后的财政危机，但实施过程中却被地方豪强与官员利用。按照规定，“不问垦熟，不问水旱，岁计资产，以为差率”，但豪强地主通过隐瞒土地、勾结官员“降低户等”等方式，将赋税负担转嫁给农民。《旧唐书·食货志》记载：“惟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曾不悟资产之中，事情不一：有藏于襟怀囊箧，物虽贵而人莫能窥；有积于场圃囷仓，直虽轻而众以为富；有流通蕃息之货，数虽寡而计日收赢；有庐舍器用之资，价虽高而终岁无利。如此之比，其流实繁。”这种“合法避税”的寻租行为，导致“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社会矛盾激化。
明清时期，“海禁”政策的反复更凸显了利益集团对政策的操控。明朝隆庆年间，朝廷迫于东南沿海走私贸易的压力，开放月港“准贩东西二洋”，但这一政策遭到保守派官员与内陆地主的反对，他们担心海外贸易冲击传统经济秩序，威胁自身利益。最终，月港开放仅维持了半个世纪便再度收紧。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同样是沿海商人、地方官员与朝廷保守派博弈的结果，而非单纯的“愚昧无知”。利益集团通过影响政策制定，将海外贸易的利润垄断在少数人手中，却牺牲了国家走向世界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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