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差在4%以内。完全在可接受范围。
韦伯没说话，把数据记在了本子上。
第二站，他选了时代固态电池的封装车间。
同样的流程。独立测量，独立计算，扫码比对。
误差2.8%。
第三站。第四站。第五站。
两天跑了七个工厂。最大的一次偏差出现在造船厂——船坞里的大型龙门焊接机在满负荷状态下，溯源标签的数据比韦伯实测的低了6%。
韦伯拿着这个6%，终于找到了开口的理由。
“苏先生。”韦伯在晚宴上端着酒杯，语气客气但目的不客气，“造船厂的数据存在6%的偏差。这在欧盟的审计标准中属于不合格。我需要一个解释。”
苏哲放下筷子，看了一眼坐在角落里的陈默。
陈默拿出平板电脑走过来。
“韦伯先生，6%的偏差来自龙门焊机启动瞬间的浪涌电流。这部分电流持续时间不到0.3秒，我们的采样频率是每秒五百次，可以捕捉到。但您的便携式功率计的采样频率只有每秒十次。”陈默调出两条功率曲线的叠加对比图，“您的设备漏采了浪涌峰值。实际上，如果用同等精度的仪器测量，偏差会缩小到1.2%以内。”
陈默把平板电脑推到韦伯面前。
“当然，如果您对我们的采样设备有疑问，我可以把原始传感器数据和盘古系统的日志文件全部导出给您。格式兼容您的分析软件。”
韦伯接过平板，低头看了两分钟。
他放下酒杯。“我还需要看你们的发电端数据。”
“没问题。”陈默说，“明天去安石县风电场，我让调度中心把全年的发电和并网数据做一个完整的导出。”
第三天上午。
安石县风电场。
三十六台海上风力发电机排列在近海的蓝色水面上。白色的叶片在晨风中缓慢旋转。
韦伯在风电场的中控室待了四个小时。他查了全年每一天的发电量、上网电量、弃风率、电网调度记录，又交叉比对了气象站的风速数据。
数据自洽。没有注水。
下午回到高新区，韦伯要求调阅盘古系统“能源大脑”模块的后台。
陈默打开了系统。大屏幕上，整个京海市的能源网络以三维可视化的形式呈现。每一条输电线路、每一个变电站节点、每一座工厂的实时功率消耗，全部标注在地图上。
数据流从西边的光伏电站和北边的风电场出发，汇入城市电网主干，分配到各个工业园区。每一度绿电的去向清清楚楚。
韦伯站在大屏幕前，看了很长时间。
他是碳核查领域的老兵，见过太多作假的手段。但京海这套系统的颗粒度细到了每一台机器、每一秒钟。要在这个尺度上系统性造假，所需的工程量比真正建设一套绿电系统还大。
这不是造假。这是真的。
当天晚上，韦伯给布鲁塞尔发了一封邮件。邮件内容只有三行字：
“京海的碳足迹数据经实地核查，真实可靠。其能源管理系统的精度和透明度超过目前欧盟任何一家制造业企业。建议免征碳边境调节税，并授予EUCAS A级绿色认证。”
两周后。鹿特丹港。
十八个集装箱解除扣押。零关税放行。
京海市政府新闻发布厅。
苏哲走上台的时候，底下坐着国内外六十多家媒体的记者。
他没有用PPT，没有念稿子。
“各位，今天请大家来，不是为了庆祝免税。免税只是一个结果。”苏哲说，“我想谈的是一个更大的事情。”
他扫了一眼台下。
“碳排放的定价权。”
全场安静下来。
“过去，碳怎么算、算多少、谁来算，规则全在欧洲人手里。他们说你排放超标，你就得交钱。标准是他们定的，检测工具是他们卖的，碳配额交易所也开在他们的地盘上。这套游戏规则，说白了，就是另一种形式的话语霸权。”
“京海用五周时间证明了一件事——我们不仅能达到他们的标准，还能超过他们的标准。但这还不够。”
苏哲顿了一下。
“今天，我宣布，京海市将联合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和国内主要工业城市，发起成立大夏碳交易中心。”
台下的记者席骚动了。
“这个交易中心将制定基于大夏工业体系的碳排放核算标准，建立独立于欧盟的碳配额交易市场。我们有全球最完善的工业数据基础设施，有经过国际认证的碳溯源系统。定价权不应该只在一方手里。”
发布会结束后，路透社的标题是：“Chinese city challenges EUs carbon pricing monopoly”。
苏哲没看新闻。他在办公室里翻一份陈默提交的内部报告。
报告的标题很简单：《盘古系统算力瓶颈分析及扩容方案》。
核心结论也很简单——不够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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