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之后，张训跟保尔·冯思曼在没有第三人的状态下进行了交流。
在双方交谈的时候张训才发现宴会上自己的那些提醒不过是多此一举罢了。
实际上，保尔·冯思曼在德国是一名十分活跃的民主战士，他经常在公共场合发表自己的言论，而他的作家身份和在文学上取得的成就为他提供了生存保障。
当然，这其中也有现在依旧是魏玛共和国执政的状态，在这样的国家发表民主言论并不会受到正府的打压。
只要防着那些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就行了。
事实上，保尔·冯思曼并不是一开始就保有现在的政治主张的，最开始他也是对政治处于一种避之不及的态度，甚至在一战的时候对战争更是充满了崇拜。
认为战争起到了净化的作用，甚至还为此跟自己的哥哥绝交了。
说到这里，保尔·冯思曼脸上的神情变得十分复杂，那是一种悔恨和愧疚交加的态度。
但他并没有沉浸在这种情绪太久，自嘲了几句后又开始了他的倾诉。
当时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伟大的德意志帝国竟然战败了。
战争带来的惨痛后果给保尔·冯思曼带来了反思，从那以后他成为了坚定地反战主义者，并开始公开表露自己的政治主张，决心将所有的青年都带入共和民主的世界中来。
张训能够感觉出对方对自己以前那种“反理性”行为的自责与悔恨，也能感觉出他对自己同胞们不理解他思想的那种痛苦。
也许是因为搞文学的人多多少少都有些共情能力，张训并没有过多的发表自己的意见，只是给予对方无声的陪伴。
在整个欧洲都不欢迎的状态下，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保尔·冯思曼依旧坚持自己的思想，即使被自己的同胞排斥。
张训都不敢想他的身上到底背负着多大的压力，毕竟他也只是想挽救自己的国家罢了。
也许是因为难得找到能理解自己的人，这位已经五十多岁的作家难得的多说了两句。
德国人严谨的性格让他在交流的时候不愿过多暴露自己的情绪，只有在忍不住的时候才会展露一二。
即使张训本人也是这种思想的拥趸者，但他还是对保尔·冯思曼劝道：“保尔先生，我想您应该减少您的政治活动。”
“这种事情不是短时间内能完成的，也许您应该考虑一下您的家人朋友，如果有一天出了意外，这是所有人都不乐于看见的。”
保尔·冯思曼知道对方是在担心他，但身为年长者的固执让他拒绝了这一建议。
“张，不止一个人这么劝过我了，但人总要为自己曾经的不理智行为负责，即使有一天我因此死去，我也绝不后悔。”
张训知道，对方奉行的共和同他所拥趸的思想其实并不完全相同，他们的思想不是古板的，教条的，是经过充分验证改良的。
但现在的德国没有这样一位充满智慧的领导者，也就表明，这种思想在德国是一定会失败的。
而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但张训更清楚的是，即使自己告诉了保尔·冯思曼这些，对方也相信了这个说法，可结局不会有丝毫的改变。
为了理想而奋斗的勇士从来不会纠结生死，他们只会一往无前的走下去。
这天之后，张训除了跟查尔斯·道格和嘉德·让·罗贝尔出去参加一些聚会以外，也会同保尔·冯思曼一起找个安静的地方喝喝咖啡。
也许是因为来斯德哥尔摩参加颁奖仪式的人中认同他理念的人太少了，张训被保尔·冯思曼盯上了。
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并不是只聊文学，更多的是聊思想，聊意识形态，聊各个国家。
即使被拒绝过，张训还是隐晦的提示了对方德国的处境可能有所变化，让他不要太坚持自己的主张，该跑的时候就跑。
保尔·冯思曼虽然还想拒绝，但张训话语中透露出来的消息还是让他陷入了沉默。
现实是不会因为个人的意志而转移的。
身为德国人，保尔·冯思曼自然更加了解德国的处境。
也是因此，他对张训的消息来源更加好奇了。
但见对方没有解释的意思，保尔·冯思曼自然也不好意思多问。
时间一天天流逝，很快便到了十二月十号，诺贝尔颁奖仪式举办的那天。
虽然张训跟评委的关系很好，但座位该是哪个就还是哪个，他只能遗憾的同查尔斯·道格和嘉德·让·罗贝尔道别，跟着侍从的脚步往自己的位置走去。
颁奖仪式持续了很长时间，等到所有领奖人一一上台讲话之后，颁奖仪式终于结束了，而众人也按照顺序前往市政厅参加最后的晚宴。
参加颁奖仪式的人员有近千人，除了各个奖项的评委和获奖人员，还包括各个领域的知名人士和一些知名大学的教授、有名望的贵族和瑞典王室成员。
再加上在宴会上奏乐的乐团和来回服务的侍应生，可以说整场晚宴张训的耳朵就没清静下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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