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攻打海阳会馆之事，实乃小人所为。听闻有人被打死，小人心中不安，且畏王法，特来投案。”
“你所为何事要雇凶来攻打海阳会馆？”
“海阳会馆里的米商，乃是小的不共戴天的仇人！”
慕敏知道他是来顶包的，也不以为意，随口问道：“哦？所为何事？”
只见那丘柯生面色突然变得通红，咬牙切齿道：“那何膏害得我家破人亡，我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
丘柯生说他原是广州城里的米铺老板。一直从潮汕米商手里批买货物，前年因为家中遭了回禄，损失惨重。为了营生，便向一直打交道的米商何膏举债，借了一百两银子。说好年利三分。以丘柯生在城外的八亩鱼塘桑基作抵押。
“去年年初，小的因为生意不好，周转甚难，只好与他相商，请他再缓一年。到期连本带利再还清。那何膏也允了，只是年利要涨一分。小的没奈何，也只得允了。”
然而这几年市面不好，生意不好做，到底年底一盘，别说还债，还亏去了几十两本钱。
“……到了今年年初，那何膏要小的还钱，小的还不出，便与他商议，将抵押的鱼塘桑基卖出－－每亩也值四十多两银子。得了银子不但本息都能还清，小的还能落下百多两银子可以营生。谁知道他非但不允，说我的本利已欠他六百多两，小的与他相争，被他指使手下打伤，他又雇佣匪人硬生生将小人的八亩鱼塘桑基霸去，将看守田地的小人儿子打伤，在床上躺了几个月还是没了！屋漏偏逢下雨，小人的孙儿没多少日子也得病去了，”说到这里柯生眼圈都红了，“儿媳眼见日子无着落，又没了孩子，便改嫁而去。我原来好好的一家人，就被这帮潮汕佬害得家破人亡。”说着说着触动情怀，不由得放声号哭起来。
慕敏原以为这老头来顶包，说什么“深仇大恨”都是瞎编的胡话，然而看他的言辞表情又绝非假话――她可是受过专业的人体语言训练的人，也接触过形形色色的犯人，知道他们说得话是真是假。
这么一来，倒有些扑簌迷离了，慕敏想了想，问道：“既是你指使，银子是从哪里来得？”
这一问，顿时将丘柯生给问住了，他结结巴巴道：“是，是，是小的卖了房子所得……”
“你家的房子这么值钱，能雇来如此多的人？我听说雇佣关帝庙人马可不便宜啊。”
丘柯生脸上流露出不安的神色来，然而他还是一口咬定：“就是小的卖房子所得。”
慕敏点点头，知道没有继续审下去的必要了。毫无疑义，这个小粮商即没这个渠道也没有实力去雇佣关帝庙人马干这么大一件事――再说了他是和何膏有仇，就算毁家报仇也应该对付何膏，不至于要打毁海阳会馆对付所有的潮汕米商。
不过，看似受害人一方的何膏，却还有这么一段往事。为慕敏深刻理解这个社会又结结实实的上了一课：这***才叫达尔文丛林啊，弱肉强食习以为常，哪有半点传统社会的纯朴善良可言？
慕敏又审了几个顶包的，声称冲进会馆打死潮汕商人的就是他们所为。至于原因，都说和潮汕商人有仇。至于具体是什么仇，却都是如出一辙，不是抢了他老婆，就是奸了他女儿。至于一口咬定自己打死人的：足有六十出头，衰老的身子都佝偻了。看他颤巍巍的样子，慕敏心想这顶包还真不讲究：连个起码的诚意意思都没有。
她不知道本时空的司法实践在很多时候纯粹是形式主义的，死了人就要抵命，至于抵命的是不是凶手，官府其实并不关心。历朝历代都不允许顶包替罪，然而没有一个朝代能杜绝。明清的广东由于械斗成风，官府在处置大规模骚乱中允许顶包替死已经成了司法上的潜规则。
口供都是预备好的，顶包者只要上堂背一遍就是，谁也不会挑剔其中的不合理之处。
这种套路化的口供毫无疑义，难怪林佰光对她说“不必问”。
看来，还是在现场抓到的四十多个乞丐的口供更有价值一些。
慕敏命令道：“把审讯科乙组的人派去看守所，现场审讯。”
审讯科甲组是从临高带来的归化民警察，乙组是皂班留用的衙役――是专门涌来干严刑拷打的活计的。
审讯被捕的乞丐用不着太细致的讯问，所以她就把这事交给乙组去办了。乙组的留用皂隶都急着要在新主子面前“卖好”，一个个摩拳擦掌，挺胸叠肚的拿着刑具到了看守所，就在办公的正堂上摆开了架势。
“三老四少们，”乙组的组长阴笑者，“兄弟今日是公事在身，身不由己。你们自己都要识相――这澳洲人的牢饭可不是好吃的。”
说着一声令下，手下众衙役齐声吆喝，将刑具劈里啪啦的往院中一投，只见什么板子、麻花鞭子、棍子、掌嘴的拍子、拶指……最后是一副夹棍。这玩意一拉一拽，就是最厉害的江洋大盗要拗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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