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俗税实则就是“花捐”，不管如何委婉。这是一种不太好听的税种，而且与“公序良德”背道而驰，政治上相当不正确。因而在临高的时候，就有一部分元老主张“废娼”。只不过临高乃至琼州府严重的人口性别比例失调，才使得维持这一体制有了充分的理由。
然而到了广州，这事情就变得棘手起来――且不说广东，起码在广州，并不存在严重的性别比例失调问题。这个“保证社会安定”的大理由失去之后，元老院中的废娼派又活跃起来。
主张废娼的元老人数不多，动机五花八门，有单纯从妇女解放，人权平等来看问题的，比如杜雯、姬信之类；也有从卫生角度来看的，比如卫生口的诸公――性病是卫生口一直头疼的一个问题；还有的是从治安角度看的，妓院素来含污纳垢，是不法分子隐匿、销赃的重要场所。
尽管元老院中对娼妓问题各有看法，但是对五道口来说，在广州是否禁娼主要是经济问题。
目前元老院控制区内的“黄票”虽然被课以重税，但是“风俗税”的收入总额并不高，一来自愿从妓的女性有限，大多是外地娼妓因为各种原因流散到海南来重操旧业的；二来目前元老院控制区内经济繁荣，男女人口比例又严重失调，女性的就业压力极小；国家警察在整顿社会秩序环节又严厉打击了人身抵债、人口拐卖等传统的娼妓来源渠道，明确从事风俗业必须遵从从业人员“自愿”、“自主”原则，使得娼妓的来源进一步缩小。所以整体来说临高包括琼州府的风俗业较之于d日前有较大发展，但是总体规模并不算很大。只是因为需求远远超过了供给，市场才显得非常火爆。
但是广州就不同了。这个南天第一名城工商业十分繁荣，自然也带动了“无烟工业”的发展。娼妓业规模大，从业人员亦众多，每年的消费更是无可估量。因为明代的衙门并不象国民政府那样征收花捐。所以这一行当的利润极其可观。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紫明楼本质上也是“无烟工业”――就这家企业的盈利率来说，是企划院下属国有企业中最高的。
这个奥秘，即使古人也是很清楚的。据说曾国藩攻克天京之后，到夫子庙即提出办花船以繁荣市面。
光复广州之前一年，程栋就曾经派契卡的金枝娇以“稽核账目”为由去广州，实际上她的主要工作是秘密调查广州的“财源”。在这份部门内部的秘密报告里，专门有一章节提到了广东的“花业”繁荣和这个行当内的现金流以及周边产业的经济规模大小。报告中认为，广州的“花业”及其周边产业的产值，很可能占据了广州第三产业的四分之一以上。是一个重要的财税来源。
这个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不但五道口早就注意到了，包括刘翔在内的地方系统的元老也在虎视眈眈。所以“禁娼”这一提案，遭到了他们的反对。
艾志新知道，刘翔是绝不会支持废娼的。原因无他，这是一笔现成的财源。对于捉襟见肘的地方政府来说，绝无自己毁弃的理由。但是娼妓业的剥削之残酷狠毒也是“废娼派”的重要攻击理由――元老们毕竟还是要讲究些政治正确的。
所以艾志新估计刘翔的这个“整理案”还是目前在琼州府等地推行的改良主义的那套，大致就是要贯彻国家警察在风俗业管理上的“从业自愿”、“人身自有”、“行动自由”三原则，严禁任何形式的鸨母、领家和皮条客。推行“自由雇用”和“个体经营”，完全禁止“奴隶式****”。
果然，在会议上一开头就是这个调调。刘翔说了没几句，艾志新就打断了他的发言：
“我现在的时间很紧，能先谈有关风俗税的事情吗？”
“恐怕不行啊，”刘翔被他的打断，脸上不免流露出不豫之色，“广州的娼妓业情况非常复杂，业态也有多种，如果不加以说明的话，恐怕你也没法制定确切的税种。”
艾志新一听也有道理，毕竟他对广州的风俗业的了解还是从金枝娇的报告里看来得一点东西。
接下来，就由林佰光来介绍具体情况。广州的娼妓行业，大致分为公私两个体系。公的便是乐户。乐户是贱民也是正儿八经的“官身”。他们的户籍都是登记在府、县两级的礼房名下的。有专门的俳长管理。
虽然乐户并不都从事娼妓这一行当，但是允许他们从事的乐工、唱曲、演剧等等工作，在本时空均属于“贱业”，倡优并称，所以区分并不严格。由于他们有“官身”，必须无偿应承官府的各种差事，从典礼奏乐到官绅饮宴陪酒唱曲，无一不包。
由此，也衍生出来了官办的妓院，南北两京的行院规模都很大，广州也有这样的行院，专门接待官员缙绅，豪商大户。郭逸在广州，可以说是每个月必去几回――这是和官员应酬的重要场所。
乐户虽然隶属于“乐籍”，有每月五斗米的月例，实则多年不曾发放，也没有“包分配工作”一说，基本上都是自谋生路，从事官府准许他们的从事的乐工、娼妓、俳优之类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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