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中国依旧被黑暗与混乱所笼罩，内忧外患的状况犹如重重阴霾，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北洋军阀混战的战火仍在广袤的国土上肆意蔓延，百姓们流离失所，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朝不保夕。经济上，民族工商业在军阀的横征暴敛以及列强经济侵略的夹缝中艰难挣扎，传统农业更是千疮百孔，饥荒时有发生，整个国家的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然而，在思想文化领域，新思潮却如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新文化运动的余波还在荡漾，民主与科学的观念深入人心，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经过前几年的传播，已经在众多进步青年和有识之士心中扎下了根，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和思想基础。
据当时的历史文献资料记载：“辛酉年，时势艰难，然曙光已现，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齐聚，共商建党大计，中共一大遂于沪上隆重召开，此乃开天辟地之大事，为中国革命启新程，引方向也。”可见，中共一大的召开，在这混沌的时代背景下，宛如一盏明灯，照亮了中国未来革命的道路，承载着无数中华儿女对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殷切期望。
葛明，时年五十出头，是一位充满热忱、意志坚定的革命志士，性格沉稳且极具责任感。早年投身于进步思想的传播活动，在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后，便被其深邃的理论和对社会变革的强大指引力所深深吸引，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共产主义事业之中。凭借着自身的学识和在进步团体中的影响力，他积极参与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为建党事宜四处奔走忙碌。
年初，葛明身处北京。彼时的北京，虽作为古都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但在军阀的统治下，也处处透着衰败与压抑的气息。街头巷尾，人们谈论的多是战乱带来的苦难以及对未来的迷茫。葛明却无暇顾及这些，他正忙着与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们一起，为即将召开的中共一大做最后的准备工作。
他们频繁地在一些隐蔽的场所集会，或是偏僻的四合院，或是学校的偏僻角落，商讨着参会代表的推选、会议议程的拟定以及如何确保会议安全等诸多重要事宜。
“这次大会意义非凡，关乎着咱们党的未来走向，必须要万无一失啊。”葛明在一次小组会议上神情严肃地说道。
“是啊，葛大哥，可现在局势这么紧张，军阀的眼线到处都是，咱们可得小心谨慎。”一位年轻的同志附和道。
葛明点了点头，他深知其中的风险，毕竟共产党的活动一直是北洋军阀政府和列强眼中的“洪水猛兽”，一旦被发现，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他主动承担起了联络各地代表以及安排代表赴沪行程的重要任务。
葛明通过秘密书信和可靠的交通员，与上海、长沙、武汉、广州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取得联系，告知他们会议的相关安排，并叮嘱代表们要注意隐蔽，分批前往上海。在这个过程中，他遭遇了不少波折。
有一回，葛明派去给长沙的代表送信的交通员，在途中遭遇了军阀的盘查。交通员机智地将信件藏在了鞋底，才躲过一劫。当葛明得知这个消息后，不禁捏了一把冷汗，他更加谨慎地安排后续的联络工作，对每一个环节都反复叮嘱，确保不会再出现类似的情况。
随着各地代表陆续启程前往上海，葛明也踏上了南下的路途。他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与忐忑，深知此次会议的成败对于中国革命的重大意义，一路上，他都在心中默默思索着会议可能会面临的各种情况以及应对之策。
当葛明抵达上海时，这座繁华的都市表面上依旧车水马龙、灯红酒绿，可在那繁华背后，却隐藏着无数的危机与暗流。他与先到的几位代表会合后，便立刻投入到会议的筹备工作之中。
他们选定了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作为会议召开的地点，这里相对隐蔽，且有一定的掩护条件。葛明和其他同志一起，将会场简单布置了一番，摆放好桌椅，准备好茶水，力求营造出一个相对安全且适宜讨论的环境。
1921年7月23日晚，中共一大正式开幕。葛明怀着激动的心情，与其他代表们一同走进了会场。昏暗的灯光下，来自各地的13位代表齐聚一堂，他们有的是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有的是深入工农群众的活动家，虽然身份不同，但每个人的眼神中都透着同样的坚定与热忱，那是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对改变国家命运的强烈渴望。
会议开始后，先是由张国焘主持，他向大家介绍了会议的大致议程和目的。接着，各地代表们依次发言，汇报了本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发展情况、组织活动以及在工人、农民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成果。
葛明认真地听着每一位代表的发言，不时在本子上记录着要点，心中感慨万千。他看到了各地同志们为了共同的理想所付出的努力，也深知这一路走来的艰辛与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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