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整个中国依旧沉浸在《辛丑条约》签订后的阴霾之中，国家主权被列强肆意践踏，百姓生活苦不堪言。西方列强凭借着不平等条约，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疯狂掠夺资源，倾销商品，传统的民族工商业遭受着灭顶之灾，大量手工作坊倒闭，工人失业。而在思想文化领域，新思潮正如同暗流涌动，不少有识之士渴望通过变革来唤醒民众，拯救这个摇摇欲坠的国家，可清政府却在守旧与革新之间摇摆不定，一方面惧怕洋人的压力，一方面又担心民众力量崛起后难以掌控，国内的局势显得格外复杂且压抑。
《光绪朝苏报案始末纪要》记载：“癸卯年，苏报案起，邹容作《革命军》，太炎先生撰《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其文辞犀利，倡革命之说，抨击清廷，振聋发聩。然触怒当局，租界当局与清廷勾结，兴大狱，欲囚志士，遂使此事震动中外，舆论哗然，一时之间，爱国之士愤慨，民众亦多有关注，成为当年国中一大波澜也。”从这段文献资料中可以清晰看出，这一年“苏报案”的发生绝非偶然，那些宣扬革命的文字如同一把把利刃，直刺向清政府腐朽统治的要害，也正因如此，才引发了如此巨大的风波，让各方势力都卷入其中，成为当时人们热议且极为关注的焦点事件。
葛明，是个性格有些冲动且充满热血的年轻人，心里头怀揣着对国家深深的热爱，眼里容不得一点对国家和民族的不公之事，只要看到有人在为国家的未来奔走呼号，他便会毫不犹豫地想要参与进去，哪怕知道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危险，也全然不顾。葛明原本在上海的一家书局里做伙计，平日里负责整理书籍、招呼客人，偶尔也帮忙跑跑腿，送送书之类的。因为书局里时常会进一些新的刊物和书籍，所以葛明有机会接触到不少当时流行的思想和文章，对外面的局势变化也比一般人了解得多些。
那是一个寻常的午后，书局里没什么客人，葛明正趁着空闲整理书架。这时，老板从里屋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一本刚到的新书，神色略显凝重地对葛明说：“葛明啊，你看看这本书，最近可闹得沸沸扬扬的。”葛明好奇地接过来一看，正是邹容写的《革命军》，他之前就听闻过这本书的大名，知道里面写的都是些呼吁革命、推翻清廷腐朽统治的内容，当下便迫不及待地翻开读了起来。
书中那慷慨激昂的文字，一句句都仿佛敲在了葛明的心上，让他热血沸腾。他边看边想，咱们国家现在这般模样，可不就是需要这样的变革嘛，只有把那些旧的、腐朽的东西都推翻了，老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呀。读完后，葛明对老板说：“老板，这书写得真好啊，说得句句在理，咱得多进点这样的书，让更多人看看。”老板却无奈地摇摇头说：“哪有那么容易啊，这书现在可是被官府盯上了，说是大逆不道呢，咱们书局要是卖多了，怕是要惹上麻烦。”
葛明一听，心里很是不服气，说：“凭什么呀，人家说的都是实话，这朝廷现在都成啥样了，还不让人说。”老板看他那冲动的样子，赶忙劝道：“你呀，别在这儿瞎嚷嚷了，咱们小老百姓，可惹不起这事儿。”可葛明嘴上虽然应着，心里却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为这本书的传播出份力。
过了几天，葛明在送书的途中，遇到了几个平日里相熟的年轻人，他们也都是对国家现状颇为不满，渴望改变的人。葛明便把《革命军》的内容跟他们大致讲了讲，那些年轻人听了，也都激动不已，纷纷说要看看这本书。葛明想了想，说：“我那儿还有几本，回头给你们拿来，不过你们可得小心着点，别让旁人知道了。”
就这样，葛明私下里把自己偷偷藏起来的几本《革命军》分给了朋友们，还叮嘱他们看完了也传给其他人看，让更多人知道革命的道理。可没想到，这事不知怎么的就传了出去，有个和他们不对付的人，把葛明他们传阅《革命军》的事儿告诉了官府。
很快，官府就派人来书局找葛明了，葛明当时正在书局里忙活，看到官府的人进来，心里“咯噔”一下，但还是强装镇定地问：“各位官爷，不知来小店有何事呀？”官府的人恶狠狠地说：“有人举报你在这儿传播反书，你可知罪？”葛明装作糊涂地说：“官爷，您说的什么反书啊，我就是个书局伙计，平日里只知道卖书送书，可没做什么违法的事儿呀。”官府的人可不听他狡辩，直接在书局里搜了起来，好在葛明之前有先见之明，把剩下的书都藏得很隐蔽，官府的人没搜到什么证据，便警告葛明说：“哼，你最好给我老实点，要是让我们再发现你有什么不轨行为，可就没这么便宜你了。”说着，便气呼呼地走了。
葛明虽然躲过了这一劫，但心里明白，官府肯定不会就这么轻易放过他的，往后行事得更加小心了。可他并没有就此收手，反而觉得自己做的是正义的事，更应该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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