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二听了，绝望地瘫坐在地上，心中懊悔不已，想着自己怎么就稀里糊涂地卷入了这等大祸事之中呢。
而那些平日里与郭桓走得近的官员们，此时也都人人自危，有的试图销毁证据，有的则四处托关系，想要为自己开脱，可这朝廷严查之下，又哪有那么容易逃脱的呢。
有个礼部的官员，平日里与郭桓有些交情，还收过郭桓送的几件稀罕物件，此刻，他在家中坐立不安，对夫人说道：“夫人呐，如今这郭桓出了事，我怕迟早要牵连到我呀，这可如何是好？”
夫人也是焦急万分，说道：“老爷，要不您去找找其他大人，看看能不能帮忙说说情，把这事儿给压下去呀。”
那官员苦着脸说道：“哪有那么容易，如今陛下震怒，这案子谁敢插手，只能听天由命了，唉，都怪我当初贪图那点小便宜，这下可好，怕是要把身家性命都搭进去了。”
随着调查的推进，这郭桓案的影响也逐渐蔓延到了民间。
百姓们听闻此事后，那是又惊又怒。
在应天府的街头，一位老者气愤地说道：“哼，这些个贪官，平日里就知道搜刮咱们老百姓的血汗钱，如今遭报应了吧，可这一查，却牵连了这么多人，也不知道这朝廷最后会怎么处置呀。”
一个年轻后生也附和道：“是啊，咱辛辛苦苦挣的那点钱，都被他们昧了良心拿走了，真希望朝廷能严惩这些坏蛋，也好让咱们往后的日子能好过些。”
可这案子越查越复杂，牵扯的范围也越来越大，那要追缴的赃款，数额巨大，朝廷派人去各地清查郭桓等人寄借的赃物，几乎遍及天下，这一来，不少中等人家也都受到了牵连，为了凑齐那被认定的赃款数额，不得不倾家荡产，一时间，民间也是怨声载道。
陈福在衙门里，看着那些被抓进来的涉案人员，心中满是感慨，他对身边的同僚说：“唉，这郭桓案，真是闹得鸡飞狗跳的，虽说严惩贪官是好事，可这牵连太广，也让不少无辜之人受了苦呀，只盼着这事儿能早日了结，朝廷能恢复往日的安宁呐。”
同僚也点头称是，说道：“谁说不是呢，这官场的事儿，真是复杂得很，咱们还是小心谨慎为妙啊。”
终于，经过数月的严查，这郭桓案算是有了个结果，从六部左右侍郎以下，涉案者皆被严惩，处死之人多达数万人，那场面，可谓是惨烈至极。
消息传开后，整个官场都为之一震，官员们行事愈发谨慎起来，往日里那些心存侥幸、想着捞点油水的念头，也都被这严酷的现实给打消了，人人都怕步了郭桓等人的后尘。
而在民间，虽然不少人家因追缴赃款破了产，可也看到了朝廷惩治贪官的决心，心中对朝廷的敬畏又多了几分，只盼着往后这日子能真的太平起来，不再受那贪官污吏的欺压。
在这同一时期，世界其他国家也有着各自的反腐以及处理贪腐案件等方面的情况，且与1385年郭桓案震惊朝野有着诸多关联与可比之处。
在英国，当时正处于中世纪晚期，其国内的封建领主们掌控着一定的地方权力，对于领地内官员的贪污等行为，多是由领主自行进行调查和惩处。不过由于领主们自身利益关系以及封建等级制度的影响，这种惩处往往缺乏统一的标准，有时候对于那些与自己关系密切或者对自己有较大利益贡献的官员，即便有贪污行为，也可能会从轻发落，不像大明这般由朝廷统一、严厉地彻查郭桓案，体现出不同国家权力结构与反腐执行力度的差异，英国重领主自主下的差别化反腐，大明则重朝廷权威主导下的统一严厉反腐。
在法国，中世纪晚期的法国，国王虽然也重视吏治清明，对官员的贪污腐败行为有所警惕，可在处理这类案件时，更多的是通过与贵族阶层进行协商、妥协来解决。因为法国的政治格局中，贵族势力强大，国王需要平衡各方利益，所以对于贪腐案件，很难做到像大明那样大刀阔斧、毫不留情地进行惩处，往往是在保证贵族整体利益的前提下，对涉案官员进行一定的警告、罚款或者职务调整等相对温和的处理方式，体现出不同国家治理理念与反腐策略的差异，法国重利益协调下的温和反腐，大明则重皇权主导下的严厉打击式反腐。
在奥斯曼帝国，其疆域辽阔，官员体系庞大且复杂，在面对贪腐问题时，一方面要考虑宗教教义对官员道德行为的约束作用，另一方面也需要顾及不同民族、地域的利益平衡。对于贪腐案件的处理，通常会由宗教法庭和世俗的行政机构共同参与，根据官员的身份、地位以及所涉及贪腐的严重程度等因素，综合判定处罚方式，而且处罚过程相对较为漫长，涉及诸多的程序和各方的权衡，不像大明处理郭桓案这般迅速且严厉，体现出不同民族宗教构成与反腐处理机制的差异，奥斯曼重宗教世俗多因素权衡下的复杂反腐，大明则重皇权主导下的高效严厉反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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