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城里的人都在讲，已经有许多年没见过这样的大雨，这天啊，一连几日都是阴沉沉的，阳光也躲在乌云之后，一缕都不愿下来。
许多士子都不理解，杭州的官员百姓、哪怕是贩夫走卒之前都过着平和的小日子，为什么在弘治十七年、弘治十八年连续折腾浙江。那些锦衣卫来了又走，走了又来，皇帝到底要对浙江做什么？
这其中有许多人一辈子也没有见过这样大的变故。
于是最终的最终，激烈的反抗没有被扼杀于萌芽之中，人们涌进官府，希望巡抚、按察使……或者任何一人都行，能不能有人出面来为他们做一回主？
还有那个正当权的锦衣卫，人们对他又愤怒、又恐怖，就是当那柄弯刀真的亮出来的时候，空气又凝固了起来。
“中丞！”
毛语文的身边，王琼终于也站了过来，他一出现，好些人就开始叫唤他的名字。
之后彭泽、谭闻义全都出现。
今日之事，性质恶劣，但士子们恨得是厂卫，不是他们，而且也没有恶劣到要杀官的程度，这帮人多少还是读过书，如果乡间野民，说不准还真的杀人抢财，反正先搞了再说。
“济物公！”人群中站出来一个身形挺拔的读书人，他头戴方巾，看起来器宇轩昂，“几日以来，锦衣卫大索杭州城，黄先生、李先生先后被抓。吾等都是各地府学、县学的学子，往日里也曾有幸听过黄、李讲学，现如今朝廷如此抓人，若非有奸臣蒙蔽圣上，吾等实不敢信！”
所谓奸臣，自然就是说厂卫。
彭泽心里头知道，这些年轻人们并不理解真正的朝堂，他们以为自己有冤屈，只是皇帝不知道。但实际上一旦继续闹下去，那真有可能办成大明开国以来的大桉了。
“你是何姓名？”
“晚生萧渺，嘉兴府人士，前年有幸，刚中了举人。”
浙江的事情演变到这个程度，已经是士绅这个阶层对于开海的反对，而并非是几个走私商人的事。因为利益共生，再加上这几日来锦衣卫稍显血腥的行动，其实是激怒了这一整个阶层。
因为毛语文杀得都是有功名的人。
客观来说，大明对于读书人相当的优待，只要是个举人，不用纳税、不用服劳役、见了县官不用下跪，这是人人都知道的。
除此之外，举人还有一份廪粮。不同地区每年大约12-18两不等。这基本上已经是一个农民从年头干到年尾所得收入的两倍。
再有，举人一旦碰到恩科，那么朝廷还会再发一笔钱，就是路费，这笔钱是被纳入地方赋役体系的，也就是说属于政府的支出。
路费这个事情，其实很有意思，很能看出什么叫政令不出紫禁城以及舆论掌握在读书人手中这两点。
首先，举人路费这个事，洪武十七年有明确记载：中式举人，出给公据，官为应付廪给、脚力，赴礼部印卷会试。其中的“廪给”，指的是廪米一类的钱粮资助。
不过嘉靖年间有个叫霍韬的人自己记录说：举人路费，成化以前无有给也。
什么意思？
朝廷已经明确了有这笔支出，为什么还说成化以前无有给也？
看起来前后矛盾，但任何有生活经验的人稍微一想都能明白，朝廷规定政府给你的钱，不是你说能拿就能拿的。
所以时间一长之后，其实士绅官府已经结成了利益共生体。
另外一方面，自正统、成化以后，举人路费这个事情渐渐被曝露出来，不间断的有官员给朝廷上奏，说我们这儿有‘大儒’、‘乡贤’，他们因为没有路费，不能够参加科举，希望朝廷能够重视。
之后的弘治、正德年间，一直也都有这样的声音，嘉靖年对于洪武年间所定的规矩也再次重申。着名的杨继盛在中了举人之后就得到去参加会试的路费三十两，不过他用这笔银子给他的兄长捐了一个散官。
而到了万历这样明朝的中晚期，这部分的费用较之前连翻数倍。当然在绝对数额上，不过就是十几两到数百两的区别，压不垮一个国家，但其实可以看出一个问题。
为什么举人连一个路费问题都可以进入朝廷的视野得到解决，而且随着时间的延长这个问题被解决的越来越好，而那么多佃户、贫农的生死问题却解决得越来越差？
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不同阶层在社会资源的博弈中能力不同。
也就是所谓的越强者越富，越弱者越穷。
言归正传。
士绅们在大明的体系之中是力量较为强大的一个群体，并且几百年来他们不断取得斗争的胜利，就是一个路费问题，都能争到手。
直白的说，他们自己也认为，治国还是要靠他们。
那句话怎么说的，为万世开太平，这是文人的终极理想。
而在现在他们也有一个要求，
毛语文指望不上，他们就指望王琼、彭泽，那个叫萧渺的言辞恳切，“德华公，济物公，昨日公孙道、严子孝、俞瑞峰、任青等四人，被当街杀害！此事实在骇人听闻，吾等别无他求，恳请两位上奏朝廷为四人诉冤，请求朝廷惩治奸佞！还我大明朗朗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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